小令在“废圃”的“废”字上做足文章。要表现出废园的光景，当然得让事实来说话。于是作者以八句的大篇幅，来列举出种种例子。这些例示并无一定的排列规则，隐示了“触目皆是”、“信手拈出”的含义。而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又时出变化，避免了獭祭的单调。
起首两句，以断语的形式出现。一是地上的苔藓，厚厚地铺了一层，颜色已现苍黑；一是壁上的题诗，墨迹隐约可辨，显示了陈年的特征。苔上着一“古”字，而题作则重于其“痕”，一苍一旧，呈现着荒凉残败的气象。前者反映自然，后者关合人事，这一起笔就定下了全曲的基调。
三、四两句是另一种写法，出现了动作的形象。花卉无人照料，自开自谢，所余者稀，故曰“疏花”；落叶本已枯凋，飘坠日久，用上一个“老”字，妥帖传神，几无他字可易。“照水”、“沉沟”虽含有动词，到头来却归于静止。这又在荒败的景象上增添了几分沉寂。
“蜂黄”两句是互文见义，作者有意运用“蜂黄”和“蝶粉”的近义词，也可说是一句分作两句表达。“罗袖”在诗歌中多属女性的服饰，在该曲中显然是指绣屏上残存的仕女图像。“绣屏”是室内的布置，而蜂蝶竟纷纷登堂入室，“废圃”的残破不堪，就更不在话下了。
七、八两句为垂杨写照，则用了拟人化的移情手法。前述种种都是作者的观察，虽是着意细绘，却未有直接表达情感的机会。而此两句则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推近了作者的主体。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就为下文诗人的直接出场安排了过渡。
结尾作者出了场，却已是在离开废圃之后。他甚而没有就此行发表进一步的感想，因为列示的景象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只是以“寻村问酒”的举动来坐实自己的感伤，而“湖上”竟也是一片无人的死寂。这一结笔更加重了废圃的悲剧气氛。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选择了足与废圃前身引起联想的景物，如花叶蜂蝶、绣屏题痕、东风垂杨等。作者虽未言明它们变化衰残的成因，但作品感慨盛衰无常的主题，却在字里行间中表现了出来。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这首七言古诗所描绘的是作者所亲见的一场精妙奇特的舞蹈。
诗歌一开始六句就直接点明题目：“美人舞如莲花旋”，“舞”是诗中描写的对像，其特点是“如莲花旋”题目所有之意用此一句点出。然后接连几句赞美舞蹈：为世人所未见，为天下所未有，见之者无不既惊且叹，一层深入一层地来突出舞蹈之不凡。与此同时，作者又顺便对舞的环境：“高堂满地红氍毹”，舞的来源：“此曲胡人传入汉”，作了准确而又简明的交代。以上用虚写的笔法从几个方面来写舞蹈之不同寻常，为下文“舞”的正面描写蓄势。
诗的下一层四句入手写美人舞姿。先从舞者的容貌体态写起：“曼脸娇娥纤复秾”，接着写舞者的衣着服饰：“轻罗金缕花葱茏”，这就把题目中的“美人”形象展现出来。然后从容写舞姿：诗人用“回”、“转”、“旋”等词语来突出舞蹈旋转的特点，用“若飞雷”、“生旋风”两个比喻写美人之舞，不仅极生动形像，而且绝无娇弱之态，反充满豪迈飘逸之气。
在下面六句中，诗人又写在琵琶横笛等民族乐器的伴奏下，美人和着乐曲，转而跳起了富有边塞特色的舞蹈，用神奇的舞蹈语言，展现出奇异壮丽的塞外风光。客人在她的舞姿中，仿佛看到花门山头黄云在聚拢，茫茫白草胡沙上飒飒寒风在吹过。这些动人的边塞风光，形象地显示了舞蹈粗旷辽阔的特色。这几句把乐器的伴奏和美人的舞姿交替描写，用乐曲的节奏写舞姿的变化。用“忽作”置字写乐曲的突起，也写舞姿的突变；用“如有神”写其不凡，用“回回新”写其新奇，把急促跳跃的旋律，千变万化的舞姿写得出人意表，令人应接不暇；诗的语言也随之而生顿挫之感。
诗的最后四句以诸乐曲与莲花舞曲比较，以世人学舞与北鋋舞比较，对美人的舞蹈作进一步赞叹，照应开头“应末见”、“天下无”的语意，从而结束全诗。
用富有边塞特色的自然风光来表现富有边塞特色的舞姿，是这篇作品描写上的特点；把乐曲的进行和舞姿的变幻两条线索紧紧绞在一起，以前者引导后者，陪衬后者，明确后者的节奏，是这篇作品结构上的特点。在语言上，韵脚变化自如，音调澈切急促，“左鋋右鋋”，“出塞入塞”、“前见后见”等回环的语势，都显示出舞姿旋转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