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久滞异地，渴望早日回乡的思想感情。全诗语言洗练，情景交融，塑造了一个天涯游子的典型形象，其丰富的意象渲染了悲凉的氛围，衬托出诗人久客思归的凄苦心境。
第一句是主观化地写景：“长江悲已滞”。长江不会有悲感，有悲感的是诗人；长江日夜奔流不息，并无半点停滞，认为它滞重不畅的也是诗人。诗人为什么会有此感觉？第二句就清楚地说了出来：“万里念将归”。原来，他远离家乡滞留于此地山中已太久太久。“万里念将归”直接抒情，点明自己身在他乡，想到盼望已久的万里归程而深深感叹。“万里念将归”，似出自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句。而《九辩》的“送将归”，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为送别将归之人；一为送别将尽之岁。至于这句诗里的“将归”，如果从前面提到的《羁游饯别》、《别人四首》以及《王子安集》中另外一些客中送别的诗看，可以采前一解释；如果从此诗后半首的内容看，也可以取后一解释。但联系此句中的“念”字，则以解释为思归之念较好，也就是说，这句的“将归”和上句的“已滞”一样，都指望远怀乡之人，即诗人自己。但另有一说，把上句的“已滞”看作在异乡的客子之“悲”，把这句的“将归”看作万里外的家人之“念”，似也可通。这又是一个“诗无达诂”的例子。“悲”、“念”二字，是全篇之“眼”，直接抒发怀念故乡而不得归的悲愁情绪。诗的前两句中“长江”和“万里”是从空间上表述自己远在外地他乡，归家的路途遥远。“已滞”和“将归”是从时间上表明诗人长期滞留他乡，还没有归去。
从字面上看“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这两句单纯是写景，但其实是通过写景，表达自己内心因思乡而凄楚的心情。诗人在山中望见了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之景，这些既是实际的景物描写，同时表现诗人内心的萧瑟、凄凉。正因为诗人长期漂泊在外，所以内心因为思念家乡而分外悲凉，诗人又看到了秋天万物衰落的秋景，这就更增添了他思乡的愁绪。此二句没有一个直接表现感情的字眼，但渗透了诗人浓厚的感情。这里的秋天景色，兼寓“比”、“兴”之意。从“兴”的作用来看，在这样凄凉萧索的环境中，诗人的乡思是难忍和难以排解的。从“比”的作用看，这萧瑟秋风、飘零黄叶，正是诗人的萧瑟心境、飘零旅况的象征。这两句可能化用了宋玉《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诗意，却用得没有模拟的痕迹，又使读者增添一层联想，对诗的意境起了深化作用。就整首诗来说，这两句所写之景是对一二两句所写之情起衬映作用的，而又有以景喻情的成分。当然，这个比拟是若即若离的。同时，把“山山黄叶飞”这样一个纯景色描写的句子安排在篇末，在写法上又是以景结情。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之妙。
从通篇的艺术构思来看，诗人采用了“兴法起结”的艺术手法。一下笔便借景兴情，结尾处又以景结情，把所要抒写的思想感情融入一个生动、开阔的画面中，让读者从画中品味。这样，便收到了语虽尽而思绪无穷的艺术效果。该诗首尾三句写景，第二句抒情叙事，采取景情景的结构。由于情在诗结尾处藏于景中，所以《山中》的意境含蓄而耐人寻味。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所作的一封家信。诗人在信中用平易浅显的语言扼要地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生活，述说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态度，还告诫儿子们要互相友爱，期望儿子们也能按照他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生活下去。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体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
信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提出生必有死，接着从孔子弟子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名言中，引出“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道理，然后就此分层叙说。
首先用年过知天命的岁数来回首已往，虽有自责，却也有清除非己的无奈和闲居躬耕的欢然自喜，孺仲妻的话使他深信对生活方式作出的选择，而不受拘束的生活也使他充分感受到羲皇上人般的闲适。这种对平生志趣的追述，实际上充满了“穷达不可妄求”的生活哲理。
其次是以病重难久的心情来交代后事，尽管没有足够的财产留给后代，诗人还是真诚的希望他们能像鲍叔、管仲那样对待家产，像归生、伍举那样念及情谊，像韩元长那样兄弟同居，像汜稚春那样七世同财，这又是在“寿夭永无外请”思想支配下的殷殷嘱托。
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提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
诗贵自然，“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清·薛雪《一瓢诗话》），托物寄兴亦以自然为绝妙，自然天成是咏物诗的至境。丘浚作诗主张自然成文，反对用奇语异辞，认为“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答友人论诗》）。所以，他的诗大都写得自然清新，颇多天机自动天籁自鸣机趣。他的咏物诗也大多是“眼前景物口头语”的自然流露，并不刻意追求寄托，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托物寄兴，借景言情，似无寄托而寄托遥深，更是精彩绝妙，不同凡响。
这首诗作意与作者的《咏荔枝》诗同一机杼，正确理解全诗旨意的关键，也在于对“可怜”一句内涵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此句与“可怜生处是天涯”句的句法相同，用意也一样，“可怜”在这里也该作可爱解。意思是说不到重阳，海南菊花就开放得如此美好清芬，它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不屑为应时而开供人观赏。这样理解，才契合实际情况与诗人精神。海南四季如春，花儿四季开放，不受节侯限制。诗人对此深有体会，称誉海南岛是四季春香的花岛，说：“海岛三千余里地，花朝二十四番风”，处处“春光晓色四时同”（《花岛春香》）。菊花反季节开放，正是四季如春的花岛春香的典型特征的真实写照。诗人通过对海南菊花反季节开放的动人景象的深情赞颂，热情讴歌了海南人民不趋时不媚俗的高洁品格和高贵情操。
咏物诗妙在神与物游，情与景谐，在不离不即之间使形似与神似浑然天成完美结合。丘浚的《咏菊》诗就是这样的杰作。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