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饮酒诗,也是一首哲理诗。诗题为“连雨独饮”,点出了诗人饮酒的环境,连日阴雨的天气,诗人独自闲居饮酒,不无孤寂之感、沉思之想。开篇便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论题:“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人生于运行不息的天地之间,终究会有一死,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这句话虽然劈空而至,却是诗人40岁以来经常缠扰心头、流露笔端的话题。自汉末古诗十九首以来,文人诗歌中不断重复着“生年不满百”的哀叹。陶渊明则将人的自然运数,融入天地万物的运化之中,置于自古如此的广阔视野里,从而以理智、达观的笔调来谈论人生必有死的自然现象了。
在“运生会归尽”的前提下,诗人进一步思索了应该采取的人生态度。道教宣扬服食成仙说,企图人为地延长人生的年限。这在魏晋以来,曾经引起一些名士“吃药”养生的兴趣。但是动荡的社会、黑暗的政治,也使一些身处险境、朝不保夕的文人看透了神仙之说的虚妄。曹植就感叹过:“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赠白马王彪》)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也有过“帝乡不可期”的省悟文辞。所以接下两句诗就是针对着道教神仙之说提出了反诘:“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
开篇四句诗不过是谈人生必有一死,神仙不可相信,由此转向了饮酒:“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句:“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是一种不求长生,但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陶渊明也从否定神仙存在转向饮酒,却自有新意。“乃言饮得仙”中的“乃”字,顺承前面“松乔”两句,又形成语意的转折。那位见多识广的老者,竟然说饮酒能够成仙。于是诗人先“试酌”一杯,果然觉得各种各样牵累人生的情欲,纷纷远离自己而去了;再乘兴连饮几杯,忽然觉得天地万物都不存在了。这就是“故老”所谓“饮得仙”的美妙境界吧!
然而,“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一个“天”字锁接前句,又以问句作转折。继而以“任真无所先”作答。任真,可以说是一种心境,就是诗人借助饮酒的刺激体验到的“百情远”的境界。这句诗的潜在意思是,人与万物都是受气于天地而生的,只是人有“百情”。如果人能忘情忘我,也就达到了与物为一、与自然运化为一体的境界,而不会感到与天地远隔,或幻想着超越自然运化的规律去求神仙了。这就是任真,也就是任天。当然这种心境只是短暂的,“忽忘天”的“忽”字,便点出了这是一时间的感受。任真,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指顺应人自身运化的规律。陶渊明并不主张终日饮酒以忘忧,他认为“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形影神·神释》)他只希望“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过一种简朴自然的生活。
“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这两句仍用仙人王子乔的典故。据《列仙传》,王子乔就是“乘白鹤”升天而去的。云鹤有神奇的羽翼,可以高飞远去,又能很快飞回来。但是陶渊明并不相信有神仙,也不作乘鹤远游的诗意幻想,而自有独异的地方:“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我独自抱定了任真的信念,勉力而为,已经四十年了。这表达了诗人独任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表现了诗人孤高耿介的个性人格。
结尾两句总挽全篇:“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所谓“化”,指自然物质的变化,出自于《庄子·至乐篇》所言:“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全诗正是从观察“运生会归尽”而推演到了观察自我形骸的变化。“心在”,指诗人四十多年来始终抱守的任真之心。这两句诗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所言“形迹凭化迁,灵府长独闲”,意思相同。任凭形体依照自然规律而逐渐变化,直至化尽,我已经抱定了任真的信念,还有什么忧虑可言呢?这两句诗也可以看作《形影神·神释》中结语的缩写:“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依此而看,陶渊明的自然迁化说,并不同于《庄子》以生为累,以死为解脱的虚无厌世说。
总观全诗,以“运生会归尽”开端,感慨极深,继而谈饮酒的体验,又将“百情”抛远,结尾点出“形骸久已化”,似乎有所触发,却以“心在复何言”一语收住了。全诗对触发诗人感慨生死的具体情由,始终含而不露,却发人深省、余味无穷。全诗重在议论哲理、自我解脱,几次使用问句,造成语意转折,语气变化,又能前后映衬,扣紧开端的论题。这都显示了陶渊明哲理诗的特色。诗人谈论生死以及乘化归尽的人生态度,实在是蕴积了深沉的人生感慨,也表现了诗人在厌倦了伪巧黑暗的社会现实后,在简朴清贫的田园生活中,始终独守任真之心,不拘世俗之累的孤傲人格。
诗的第一句“秋风入窗里”,以朴素本色的口语,写出日常生活极为平常的景象。“秋风”这一意象所特具的萧瑟感和时序易迁,给思妇带来的感触是不难想见的。尤其是“入窗里”三个字,仿佛将秋风那股萧瑟寒凉之气也带入了室内,弥漫于整个闺房。虽未明写思妇的感触,但由此引起的凄寂感固可意合。紧接着第二句,仿佛又只是写极平常的风起帐飘的景象。但罗帐的意象本与夫妻爱情生活密切相关,罗帐飘扬的动象,往往更具有这方面的暗示。可是,如今当秋风入窗、罗帐飘扬之时,这个室内却显得分外空寂,往日双方深情蜜意、鱼水谐和的象征物——罗帐,由于人在千里之外,此刻竟成为触景生悲的媒介物了。这就自然引出了三、四二句。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有瞥见风飘罗帐到仰头看月,视线由室内移至室外。这本是思妇不假思索而不自觉的目光转换,但在“看月”的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产生连翩浮想。明月光照千里,分隔两地的离人皆可看到它,而且把它看作传递相思的凭籍,在“仰头看明月”的过程之间,思妇已然思扬千里、心飞向远方的亲人;但“隔千里兮共明月”,双方空间的遥隔又使相思之情更为强烈。因此,又进一步产生“寄情千里光”的愿望:既然彼此同在一轮明月的光照之下,想必也能托此“千里光”将自己的相思之情寄给千里之外的远人吧!这个想象极为新奇,也极自然而优美。引起思绪的外物(明月),在女主人公感情的酿化之下,此刻竟成了寄情的载体。由于明月的光波柔和清亮似水,在形态、质感上,与女子相思怀远的柔情有着相似之处,因而把它化为“寄情”的载体,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全篇只写了秋风、罗帐和明月这三种物象,但是由于它们作为诗歌意象,各自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点的色彩,都与思妇怀远之情有着关联,因此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情调幽美、意境悠远的艺术境界。它有一般民歌的清新明朗、朴素自然,却跟它们在表情上勾画了一幅悲凉的画面,渲染了一种哀婉的气氛,很好地体现了古乐府民歌那种清新浅近风格,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谓是情景交融的佳作。
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
词的上片直接点题,夹叙夹议,主要通过史实,引发人们对岳飞蒙冤受屈产生愤慨。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起首从叙事起,引出以下直至终篇的慷慨。残碑的发掘出土,以铁的事实证明高宗当年褒奖岳飞千真万确。这便是“倚飞何重”的证据,可后来为什么又把岳飞残酷地杀害了呢?
“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词人举古来不合理之事相对照,以见岳飞之冤。
“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末二句归结到“后来何酷”的事实。上阕略叙事实,深致感叹,于感叹中连发三层疑议,层层紧逼,引起无限激愤,自然导入下片对事理的分析。
下片剖析岳飞被杀的原因。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岂不念国家的疆界在敌人侵略下日渐缩小,岂不念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这本不成问题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正在于它出于寻常事理之外,那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实乃一针见血之论。鞭辟入里,不仅辛辣地诛挞了宋高宗丑恶的内心世界,也是数千年帝王争位夺权史中黑暗内幕的大曝光,读后令人拍案击节。“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二句揭出高宗必杀岳飞的原因。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可以置徼钦二帝死活于不顾。岳飞一贯主张抗金,恢复中原,且到朱仙镇大捷,中原恢复有望,再发展下去,势必直接危及高宗帝位。岳飞被杀害,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结尾二句归到岳飞悲剧的产生,乃出于君相的罪恶默契。暴露了高宗的卑鄙自私的龌龊心理,岳飞之冤狱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此词纯以议论着笔,可当作一篇精彩的史论来读。全词以敕碑引发,渐次深入,既对岳飞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又对宋高宗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残害忠良进行毫不留情地挞伐,语言犀利。此词犹如一篇宣判词,揭示了虚伪自私的宋高宗的真面目。它痛快淋漓,极具史胆史识,可谓咏史词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