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该诗赞美牡丹花的仙气神韵。前二句说明牡丹人人爱。 “好物华”就是好景色，城里的好景色让牡丹花占据并垄断了，谁人不喜欢，从人们的普遍爱好和崇尚着笔，直截了当。表面是提问，实是表明牡丹人人皆爱，“占断城中好物华”一句，即是对提问的回答。暮春时节，群芳凋谢，牡丹独开，享尽春光，占断万物之风光，无怪人称牡丹是“国色天香”。

　　“疑是洛川神女作”，以虚拟之笔，将牡丹与传说中的美女洛神比类，曹植《洛神赋》描绘洛川神女是：“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飙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此诗结句“千娇万态破朝霞”，即取意于《洛神赋》，将牡丹之形、态、色以一“破”字托出。洛神是“皎若太阳升朝霞”，而牡丹是“千娇万态破朝霞”，犹言牡丹花放射着洛神的灵气，干姣百媚、千姿百态，神女般地钻出，犹如朝霞样的神奇。 “破”字形象，有种活灵活现的态势。诗人以洛神喻牡丹，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见诗人是用了加倍衬托的艺术手法，其诗法之精妙，自不待言。

　　这首送陈子华的词，写法特别。“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个因北望中原而产生的问题，起势突兀，引人注目。

　　“记得太行山百事，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接着才指出问题的具体内容：即是该怎样对待沦陷区的义军。问题从南、北宋之际说起，当时的爱国将领宗泽为抗击金军，招抚了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等人，他敢于招抚被人视为“寇盗”的义军，有能力“驾驭”他们，依靠他们壮大抗金的力量，所以宗泽声威大震，军民都敬重他，喊他为宗爷爷。宗泽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措施，在抗敌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作者写这首词时，宗泽逝世已久，但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仍有义军活动。其中红袄军力量最大，首领杨安儿被杀后，余众归附南宋，可惜朝廷不信任他们，把抗金民众武装看成是手上拿的蛇和跨下骑的虎，甩掉又不是，用又不敢用。作者送行的友人陈子华，他曾主张积极招抚中原地区的义军。他出知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在公元一二二七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四月，当时李全还未叛降蒙古。宋朝如果能够正确团结、运用义军的力量，抗金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作者送陈子华赴江北前线的真州时，要他认真地考虑这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这里前二句歌颂宗泽正确对待义军，声威极大；后一句用《魏书。彭城王勰传》的典故，批判昏聩无能的投降派。两种不同的形象，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笔力遒壮。“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希望陈子华到真州要效法宗泽，使京东路（指今山东一带）的豪杰，欢欣鼓舞，做到谈笑之间，能够收复、安定齐鲁北方失地。既是勉友，更抒发自己延纳俊杰、收复河山的热切愿望，写得酣畅乐观，富于豪情壮志。

　　下片情感波澜起伏，一会儿奇峰突兀，一会儿陡转直下，沉郁凝重。“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面对当时现实：国土沦丧，人烟稀少，狐兔出入；父老长久盼望，然而看不到祖逖那样的志士。笔调跌宕，感情变为悲愤。“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说当时不但丧心麻木、公然卖国的投降派不想念中原，连以名流自命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意志去收复失地。笔调和前三句相同，用南宋统治区域的现实去补充前三句，进一步浓化前三句的感情。“算事业须由人做。”指出事在人为，不须颓丧，又转为充满信心的乐观，和上片的思想感情相呼应。单句回斡，陡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是词中表现豪迈之气的顶点。“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用《梁书·曹景宗传》的典故，嘲笑书生气短，言外之意，也是希望陈子华要振作豪气勇于作为，似自嘲而实是勉励陈子华。“空目送，塞鸿去。”

　　以写送别作结。全词正面写送别，只有这两句话；又不直接写送人，却言写目送塞鸿并去，仍与北国河山联系在一起。既点题，又围绕全词的中心内容，有余味，有力量。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敌视人民的力量，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在这首词中，作者要陈子华正确对待义军，招抚义军，思想是进步的。他的词，发展了辛弃疾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雄放畅达，继承辛派的爱国主义词风，又有自己的风格。这首词气势磅礴，一气贯之，是名词的显著特色。立意高远，大处落墨，又曲折跌宕，不同于那些一味讲究直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