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得到皇帝宠爱的宫女的得意和欢乐情状。“花枝”喻写灿烂的春光，“凤管”喻指欢乐的歌舞。这两句叙事的角度为班婕妤自己。首句写出班婕妤所见：又一个美人出现在建章宫里。这在她心里，自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次句写班婕妤所闻：赵飞燕所居的昭阳宫里，彻夜凤箫之声不歇。两句都是客观地平平叙出，实际上融入了班婕妤无尽的失意和孤独，新人的蒙宠和她的被弃损也在暗中作了强烈的对比。
后两句是模拟班婕妤的口气对皇帝宠爱宫女的质问。“双娥几许长”意即打扮得如何美丽？这是对“承恩者”乔装巧扮的讽刺。这两句问得很冷峻，同时又可以看出，所谓婕妤之“怨”并不在夺宠的宫女身上，而在喜新厌旧的汉成帝。在结构上不但突出异军，而且挖掘主题深意，见出诗人见识的高超。倘若班婕妤只是怨君王不来陪伴，或只是怨赵飞燕妖冶惑主，则仅为女人的拈酸吃醋，境界就要大相径庭了。
诗人借抒发失宠宫女的怨愤来抒发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是“言近旨远”之作。
海南岛在宋时被目为蛮瘴僻远的“天涯海角”之地，前人偶有所咏，大都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兴起飘零流落的悲感。苏轼此词却以欢快跳跃的笔触，突出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在中国词史中，这是对海南之春的第一首热情赞歌。苏轼与其他逐客不同，他对异地风物不是排斥、敌视，而是由衷地认同。他当时所作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诗中也说“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写溪风习习，顿忘身处天涯，与此词同旨。苏轼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或是游宦，或是贬逐，但他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这又反映出他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
《减字木兰花》上、下片句式全同。此词上、下片首句，都从立春的习俗发端。古时立春日，“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后汉书·礼仪志上》）。
上、下片首句交代立春日习俗后，第二句都是写“春风”：一则曰“无限春风来海上”。作者《儋耳》诗也说：“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风从海上来，不仅写出地处海岛的特点，而且境界壮阔，令人胸襟为之一舒。二则曰“一阵春风吹酒醒”，点明迎春仪式的宴席上春酒醉人，兴致勃发，情趣浓郁。两处写“春风”都有力地强化全词欢快的基调。以后都出以景语：上片写桃花，下片写杨花，红白相衬，分外妖娆。写桃花句，大意是乞得春神之力，把桃花染成粉红。这里把春神人格化，见出造物主孳乳人间万物的亲切之情。写杨花句，却是全词点睛之笔。海南地暖，其时已见杨花。
作者次年人日有诗云“新巢语燕还窥砚”，方回《瀛奎律髓》评此诗云：“海南人日，燕已来巢，亦异事。”原来在中原，燕到春分前后始至，与杨柳飞花约略同时。以此知海南物候之异，杨花、新燕并早春可见。而早春时节，中原时或降雪。作者用海南所无的雪花来比拟海南早见的杨花，那么，海南即是跟中原一般景色。于是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了。——这是全词的主旨所在。
如前所述，此词内容一是礼赞海南之春，在中国古代诗词题材中有开拓意义；二是表达作者旷达之怀，对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这是苏轼此词高出常人的地方。以南北宋之交的朱敦儒的两首词来对读，朱的《诉衷情》也写立春：“青旗彩胜又迎春，暖律应祥云。金盘内家生菜，宫院遍承恩。时节好，管弦新，度升平。惠风迟日，柳眼梅心，任醉芳尊。”这里也有“青旗”、“彩胜”、“惠风”、“柳眼”、“醉尊”，但一派宫廷的富贵“升平”气象，了解南北宋之交政局的读者自然会对此词产生遗憾和失望。比之苏词真切的自然风光，逊色得多了。朱敦儒另一首《沙塞子》说：“万里飘零南越，山引泪，酒添愁。不见凤楼龙阙又惊秋。九日江亭闲望，蛮树绕，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这是写南越的重阳节。但所见者为“蛮树”、“瘴云”，由景引情者为“山引泪，酒添愁”，突出的是“不见凤楼龙阙”的流落异乡之悲。朱敦儒此词作于南渡以后，思乡之愁含有家国之痛，其思想和艺术都有可取之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颜持约词不减唐人语”条也称赞此词“不减唐人语”。但此类内容的词作在当时词人中不难发现，与苏词相比，又迥异其趣。二词相较，对异地风物有排斥和认同的差别，从而更可见出苏词的独特个性。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同字。把同一个字重复地间隔使用，有的修辞学书上称为“类字”。（如果接连使用称“叠字”，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清人许昂霄《词综偶评》云：“《玉台新咏》载梁元帝《春日》诗用二十三‘春’字，鲍泉奉和用三十‘新’字······余谓此体实起于渊明《止酒》诗，当名之曰‘止酒诗体’。”本来，遣词造句一般要避免重复。《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提出的四项练字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权重出”，以“同字相犯”为戒。但是，有的作者偏偏利用“同字”来获得别一种艺术效果：音调增加美听，主旨得到强调和渲染。而其间用法颇多变化，仍有高下之别。陶渊明的《止酒》诗，每句用“止”字，共二十个，可能受了民间歌谣的影响，毕竟是游戏之作。梁元帝《春日》诗说：“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异，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禽变。春意春已繁，春人春不见。不见怀春人，徒望春光新。春愁春自结，春结谁能申。欲道春园趣，复忆春时人。春人竟何在，空爽上春期。独念春花落，还似昔春时。”共十八句竟用二十三个“春”字，再加上“日日”、“处处”、“不见”等重用两次，字法稠叠，颇嫌堆垛。再如五代时欧阳炯《清平乐》：“春来阶砌，春雨如丝细。春地满飘红杏蒂，春燕舞随风势。春幡细缕春缯，春闺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春梦无凭。”这首词也写立春，为突出伤春之情，一连用了十个“春”字，句句用“春”，有两句用了两个“春”字，也稍有平板堆砌之感。苏轼此词却不然。全词八句，共用七个“春”字（其中两个是“春风”），但不平均配置，有的一句两个，有的一句一个，有三句不用，显得错落有致；而不用“春”字之句，如“染得桃红似肉红”，“卷起杨花似雪花”，却分别用了两个“红”字，两个“花”字。其实，苏轼在写作此词时，并非有意要作如此复杂的变化，他只是为海南春色所感发，一气贯注地写下这首词，因而自然真切，朴实感人，而无丝毫玩弄技巧之弊。后世词人中也不乏擅长此法的，南宋周紫芝的《蝶恋花》下片：“春去可堪人也去，枝上残红，不忍抬头觑。假使留春春肯住，唤谁相伴春同处。”前后用四个“春”字，强调“春去人也去”的孤寂。蔡伸的《踏莎行》下片“百计留君，留君不住，留君不住君须去。望君频向梦中来，免教肠断巫山雨”，共用五个“君”字，突出留君之难。这都是佳例。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