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此诗通过描写诗人在流放途中所见的景物及所想象的意象，借景抒情，引用一则“雁过梅岭”的奇妙传说，再结合自己当前的处境，抒发了诗人对官场坎坷的慨叹和思念家乡的感情。全诗情调低回婉转，感情真挚动人，诗旨在写“愁”，全篇却未着“愁”字，情致凄婉，愁绪满怀，以情布景，又以景衬情，使情景融合，传情达意，因而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开头两句写诗人看到的景象和由此联想到的事情。大庾岭有十月北雁南归至此，不再过岭的传说。诗人怀乡的忧伤涌上心头，悲切之音脱口而出。
接下来诗人想到自己的处境：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大雁能够在这里停下来和诗人还要继续南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引发诗人无限的伤感，大雁尚且按时可以飞回北方，诗人自己却不知何时才能回归，表达了诗人留恋与不舍的悲戚心情。由雁而后及人，诗人用的是比兴手法。两两相形，沉郁、幽怨，人不如雁的感慨深蕴其中。这一鲜明对照，把诗人那忧伤、哀怨、思念、向往等等痛苦复杂的内心情感表现得含蓄委婉而又深切感人。
人雁比较以后，五六两句，诗人又点缀了眼前的景色：黄昏到来，江行初落，水面平静得令人寂寞，林间瘴气缭绕，一片迷蒙。这景象又给诗人平添了一段忧伤。因为江行落去，江水尚有平静的时候，而诗人心行起伏，却无一刻安宁。丛林迷暝，瘴气如烟，故乡何在，望眼难寻；前路如何，又难以卜知。失意的痛苦，乡思的烦恼，面对此景就更使他不堪忍受。
恼人的景象，愁杀了这位落魄南去的逐臣，昏暗的境界，又恰似他内心的迷离惝恍。因此，这二句紧接上二句的抒情，转承得实在好，以景衬情，渲染了凄凉孤寂的气氛，烘托出悲苦的心情，使抒情又推进一层，更加深刻细腻，更加强烈具体了。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这两句是说，明晨登高望乡之处，理应见到岭头初绽的梅花。
最后两句，诗人又从写景转到抒情。他在心中暗暗祈愿：明晨踏上岭头的时候，再望一望故乡吧！虽然见不到它的踪影，但岭上盛开的梅花总是可以见到的！《荆州记》载，南朝梁时诗人陆凯有这样一首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显然，诗人暗用了这一典故，虽然家不可归，但他多么希望也能寄上一枝梅花，安慰家乡的亲人啊！
整首诗通过描写见到的景物，委婉而深切地抒发了诗人内心饱含的被贬痛苦以及思念家乡的忧伤。全诗写的是“愁”，却未着一“愁”字。尽管如此，诗人还是表达出愁绪满怀，凄恻缠绵。这首诗正是在道景言情上别具匠心。全诗情景交融，用词考究，思乡之忧伤与行程之艰难紧密结合，表达了强烈的哀伤与沉痛之意，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这首上古歌谣《蜡辞》选自《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就是神农氏，是掌管祭祀的官吏。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开始出现了原始农业，随之而来也就有了为农业进行祝祷的宗教祭祀活动。这首《伊耆氏蜡辞》便是一个叫伊耆氏(有说即神农氏)的部落首领“腊祭”时的祝辞。“蜡辞”即“腊辞”。蜡辞：周代十二月蜡（腊）祭祝愿之辞，古人每年十二月祭祀百神，感谢众神灵一年来对农作物的福佑并为来年的丰收祈福，称作“腊祭”。由于我国社会长期停滞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阶段，腊祭的习俗至今还在我国农村的一些地方保留着。
这是一首古老的农事祭歌，属于中国远古时期的歌谣。《礼记·郊特牲》所载伊耆氏时代的《蜡辞》,是一首具有明显咒语性质、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祝辞。《礼记·郊特牲》中《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相传为伊耆氏时代的作品。伊耆氏，即神农氏，一说指帝尧。蜡，是古代一种祭礼的名称。周代在12月举行祭祀百神之礼，称为蜡礼，蜡礼上所用的祷辞，即称蜡辞。从这首短歌命令的口吻看，实际是对自然的“咒语”。 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昆虫成灾，草木荒芜，眼看收获无望，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原始人企图靠着这种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
它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面对地质灾害、洪水灾害、动物灾害、植物灾害等众多自然灾害侵袭时的复杂矛盾心理状态。四句诗，句句既是祈求，也是命令；既是祝愿，也是诅咒。全诗既反映了原始先民饱受自然灾害侵袭的深重苦难,也反映了他们相信利用巫术咒语能够消除自然灾害的乐观心理。
强烈期望自然顺逐人意的祭歌里，仍然会让我们想起早期社会中那种人和自然温情相处的景象。但是，祭歌背后的信息，告诉我们那时的人和自然也有不和谐。因为在人只能通过宗教手段，向自然发出“命令式”祈愿的时候，这间接暗示，自然力在人力面前的强大，不可控制，人改造自然手段的贫乏。那时的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干预自然环境。我相信，先人们并不是不愿意改造环境，而是他们想改造环境却没有手段，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用宗教形式来向自然祈求和谐！
这篇祝辞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分别从土、水、昆虫、草木四个方面提出祝愿，每一句正好说着一个方面。
先说“土”，希望“土反其宅”。“反”，同“返”；“宅”，居住的地方，这里指原地。全句说，土返回它的原地，是希望田土不流失的意思。一说是祈求用于蓄水与障水的堤防安稳、牢固的意思。
次说“水”，希望“水归其壑”。“壑”，这里指洼地。全句说，水流向它的洼地，是希望水流不要泛滥成灾的意思。
再次说“昆虫”，希望“昆虫毋作”。“昆虫”，指螟、蝗等农作物的害虫；“毋”，不要；“作”，兴起。这一句是希望昆虫不生，免除虫灾。
最后说“草木”，希望“草木归其泽”。“草木”指危害庄稼的稗草、荆榛等植物。这一句希望草木返回它们的沼泽地带，不再危害庄稼。
所举土、水、昆虫、草木四物，与农业生产的好坏关系至为密切。原始部落生产力低下，对于这四物的灾害难以控制，但又觉得非要控制不可。这种矛盾心理就体现在虔诚庄严的“蜡辞”形式中。四句诗，句句都是愿望，又都是命令；既都是祝辞，又都是咒语。一种原始人心灵深处的动荡、不平衡，通过这四句歌谣被表达了出来。阅读这首祝辞，读者的眼前仿佛闪现出一群原始人，他们正在旷野之中举行庄严肃穆的祝祷仪式。当读者设身处地、神思飞越地逐一念起这一句又一句的祝辞时，在心灵深处似乎也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当年有过的那种动荡和不平衡的感情，并由此获得了艺术美的享受。
这篇仅有76字的短文，浑然一体。全文未分段落，但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赏析。
第一层，开头一句，“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既点明了事情的原委，也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发”字，既表现了当时新居落成人们送礼庆贺的习俗，同时也表现了达官贵人们前来祝贺的热闹场面。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晋大夫”都纷纷前来送礼庆贺?不知你是否看过京剧《赵氏孤儿》，新居的主人就是那个孤儿。献文子即赵武，他是晋国名臣赵衰、赵盾之后，晋卿赵朔的遗腹子。他出生前，赵氏被祸灭族，15年后才得以昭雪。赵武成年，受封大夫，建造新宅，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恐怕是晋大夫纷纷前来祝贺的主要原因。
第二层，即一颂一祷。可以想象，称颂的贺辞肯定不少，本文却抛开众人的颂辞，独举张老的颂辞。因为张老的颂辞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美轮美奂”虽已成了成语，但仍不出颂辞陈套，而“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颂辞，却超出吉祥的套话而惊世骇俗。贺辞没有赞颂的味道，反而在主人喜庆的日子，说些死丧哭泣的话，一反常调，令人不解。宾客或疑惑不解，或惊愕发呆，或心中暗骂张老糊涂；新居主人则思维敏捷，领会颂辞的深远含意与张老的语重心长，马上以出人意料的祷词回应张老的祝贺。主人表示：张老的祝辞是以屋的功用永恒祝我寿终正寝，保我家族永昌永贵。赵武用“全要领”来表明痛定思痛，祈祷不再发生刑戮之祸。祝辞与答辞都是紧密结合着赵氏的血泪痛史的，的确是“善颂善祷”。
所以，第三层，最后一句话，用“君子”的评语结束全文。
赵氏是嬴姓的一个分支，从晋文侯（前780—前746）时起成为晋国的一个大族，以其历代事晋侯有功勋，到赵衰、赵盾父子时，已成为专国政的重臣。据《史记·赵世家》说，赵盾之子赵朔在晋景公三年娶成公（景公父）姊为夫人。就在这一年，晋国司寇屠岸贾勾结诸将军构罪族灭赵氏，赵朔的夫人怀着身孕躲进公宫中，后来生下赵武，就是本篇所记的文子，也就是有名的“赵氏孤儿”。15年后，赵武得到韩阙的帮助，攻屠岸贾，灭族报仇，后来成为晋国的正卿。本篇所记赵武筑新室成，当是复位后不久的事。他年纪还不大，所以张老在赞颂的同时，还有规劝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