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新柳》一诗描摹细腻,韵味清新,妙手天成,生面别开,颇能代表其“诚斋体”的诗风。
诗人漫步赏柳,由远而近,视线也由上而下,从岸上柳条,写到水中柳景。作者出人意料地只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引”字,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百尺”一词,又描绘出一幅柳条和水中柳影相连相映优美而有动感的图画,富有情趣,表现了作者对新春的喜爱之情。(早春时节是浅黄的柳条,暮春时节柳条是深青的,这里还采用象征的手法)“引”呼应篇首,说明柳条之所以能达“百尺”之长,因水中柳影把“引伸”之故。“引”字描绘出微风吹动,柳枝轻扬,水上水下连成一片的优美画面,把柳影即把新柳,把整个画面都写活了。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活泼、新颖、意趣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深情,正是其冲破江西诗派冷僻生涩的藩篱而表现的特色—“诚斋体”的特色。
这首小诗画面清新,节奏明快,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仿佛沐浴着融融的阳光,吹拂着和煦的春风。字字句句无不流露着诗人爱惜新柳,热爱春天,热爱生活的深情。
“柳条百尺拂银塘”。作品开篇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初春时节柳树池塘两情依依的整体画面。“百尺”写了柳的婀娜与茂盛,“拂”写出了柳的轻揉,像手少女的纤纤玉手轻拂着银光闪耀的池塘。如此一来,一幅清新、煦暖、鲜亮、灵动的春树春水图画就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且莫深青只浅黄”。在这一句里,诗人以浓重的笔墨写柳叶的颜色。“且莫”即“切莫”,有“千万不要”的意思,但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一点儿都没有”,就是“一点儿深清的绿色都没有”;“只”限制了柳叶颜色的单一和纯粹,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鹅黄嫩绿,“且莫”和“只”这两个限制性的词语不但传神有效地写出了初春时节柳树的特点,同时还流露了诗人爱惜新柳的深情。
这首《添字采桑子》是纳兰写的词里的又一个谜团,许多人都在猜想这首词纳兰是为谁而作,参考大量史料,人们想要找出这首词背后的那个女子是否也如同这词一般美丽温婉。这段故事终究因为时间太长,湮没在了历史尘埃之中。
“闲愁似与斜阳约”,像是抒情,闲愁仿佛是与夕阳有约,当夕阳西下之时,愁绪便上来满怀。将愁绪与夕阳联系在一起,还拟人似的写闲愁与斜阳相约既写出了闲愁,又体现出了情趣。而后写道 “红点苍苔,蛱蝶飞回。”青苔为何能成为红色,让人忍不住想过之后,纳兰才给出答案,原来是蝴蝶停落在苔面上,让绿色的青苔看起来,犹如红花点缀,片片落红。闲愁的人儿还有心情看这不引人注目的青苔,可见这份闲愁也并不是真的无药可解。美丽的景色能够使人心旷神怡,这个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在上片最后,纳兰写道: “又是梧桐新绿影,上阶来。”单纯的描述,看不出不好的情绪,就连一开始抒发的闲愁,在这景色中,似乎也被化解掉了。绿色的树荫,映上台阶。山野情趣,有韵味,有雅致的味道。上片似在写愁,又不像在写愁,心绪与景色融合一起,一言以蔽之,是清冷中带着妙趣,妙趣中夹杂着孤寂,相得益彰,相互映衬。
下片开始一句便是“天涯望处音尘断”,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望断天涯却音信全无,杳无音信就是让词人产生闲愁的原因。但至于何人迟迟不给纳兰音信,纳兰又是在为什么人揪心,词中并无解释,人们也无从知晓。而后那句“花谢花开,懊恼离怀”更是写出了纳兰焦急的等待,想来那人对纳兰很重要,使得纳兰等过花开花谢后还依然翘首以盼。带着满腔的愁绪,等待着远方一个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的音信,词写到这里,闲愁的滋味再次涌出,比开篇更要浓厚。既然想念的人不在身旁,那只有睹物思人了。打开箱子,翻出那双金缕鞋,但是鞋子的主人而今身在何方呢。故事到这里便戛然而止。“空压钿筐金线缕,合欢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眼球的爱情故事,当刚刚讲到故事高潮时,却突然结尾。人们意犹未尽,但故事却已经结束。纳兰一向是把情爱表达得十分优美,十分含蓄。他在词中从来都是将再浓烈的情感,也用淡雅的词汇写出。仿佛那些情爱与他无关,他不过是在讲述一个旁人的故事。
这首诗前两句以视觉角度展现暮春时的和丽景色,后两句以听觉角度从细处描摹气候转变。诗人善于捕捉细节,把难于表现的季候特征写得非常细腻。
前两句写“游子春衫”,游子长年在外,对气候冷暖的变化最易感知。此时游子脱去冬衣而换上单薄的“春衫”,这个视觉形象反映出气候的温煦,又给人一种舒服、轻松的美感。一个“试”字写出游子的心理状态,寓有因气温不稳定而尝试之意,也为后面的“又作东风十日寒”埋下伏笔。次写“桃花”和“野梅”。桃花于仲春开放,但此时已“飞尽”;梅花于初春开放,夏初结梅子,此时则“野梅酸”,二物皆足以显示江南三四月的特征。写桃花,仍从视觉角度,不仅“桃花”二字有色彩感,“尽”前冠以“飞”,又显示了动态美。写梅则从味觉角度,一个“酸”字,足使口舌生津。这两句写气侯乍暖,点出春夏之交的季节。
后两句写忽寒。诗人审美感受相当细腻,也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怪来一夜蛙声歇”,这是从听觉角度落墨,写气候忽冷。诗人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先是从听觉角度着笔,前两天气候乍暖时,田蛙也为之欢欣歌唱,增添了暖意。但忽然“一夜蛙声歇”,确令人感到“怪”。“又作东风十日寒”:原来是气温又变寒,青蛙于气温变化极敏感,他们躲进洞里,声息全无,正显示着“东风十日寒”。此句又从触觉角度来写。“十日”与“一夜”相对,时间更长,但毕竟已是“东风”,此“寒”自是强弩之末,不必为之生畏。
这首诗纯然写春夏之交人们对乍暖还寒气候的体验,并无深刻的寓意寄托。但选材精到,体验细致,有跌宕曲折之致。诗人注意全面调动各种审美感觉,从视觉、味觉、听觉、触觉等角度进行描写,使诗的意境显出多层次,多侧面,具有立体感,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语句清晰,体验真切。通过典型细节和景物描写,表现游子对季候变化特别敏感的某种心理。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