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六月的一项制命说：“诸县夏税折纳绫、绢、絁、绸、丝、绵等”，搜刮的名目可谓繁多，但也明文规定了征税的时间是在夏季。因为只有夏收后，老百姓才有丝织品可交。可是到了唐末，朝廷财政入不敷出，统治者就加紧掠夺，把征收夏税的时间提前了：官家在二月征收新丝。这是多么蛮横无理！阴历二月，春风料峭，寒气袭人。采桑女凌晨即起采桑，可见多么勤劳。可她却无法使“桑芽”变成桑叶，更无法使蚂蚁般大小的蚕子马上长大吐丝结茧。而如狼似虎的里胥（里中小吏），早就逼上门来，催她二月交新丝。想到此，她手攀着柔长的桑枝，眼泪如雨一般滚下。诗人不着一字议论，而以一位勤劳善良的采桑女子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所遭到的痛苦，深刻揭露了唐末“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实。
先“画龙”后“点睛”，是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诗人先写蚕子细小，继写无桑叶可采，接着通过采桑女的泪眼愁思，写出今年蚕事不如去年。这些描写，抓住了“有包孕”的片刻，含意丰富，暗示性很强，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蚕细”可能会因“春寒”而冻死；无桑叶，蚕子可能会饿死；即使蚕子成活下来，但距离吐丝、结茧的日子还很远。据《蚕书》记载，蚕卵孵化成虫后九日，开始蜕皮，蜕皮期间不食不动称“眠”，七日一眠，经过四眠，蚕虫才吐丝结茧。这期间，不知采桑女还要花费多少艰难辛苦的劳动。可是，就在这蚕细如蚁，初眠尚未进行，丝茧收成难卜的时候，里胥就上门催逼。这一点睛之笔，力重千钧，点出了采桑女下泪的原因，突出了主题。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余意无穷，耐人回味和想象。
诗的另一特点是人物的动作描写和心理刻画相结合。“手挽长条泪如雨”，写出了采桑女辛勤劳动而又悲切愁苦的形态。“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放迟”，点出采桑女心中的忧虑事，再加上她愁听门外里胥催逼的声音，诗人把形态和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使采桑女形象感人至深。
此诗语言质朴生动。“桑芽才努青鸦嘴”，诗人用工笔细致地描绘出桑枝上那斑斑点点的嫩芽形状，酷肖而生动。“青鸦嘴”比喻“桑芽”。“努”，用力冒出的意思。用“才努”把“桑芽”与“青鸦嘴”连接起来，既说明二者之间的比喻关系，又精细地刻画出“桑芽”在春风中正在“努”的动态。一“努”字，用拟人手法当即就把桑芽写活了，给画面增添了情趣。
这首诗是送别之作，写的是送同僚入京买马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
诗的前两句照应题目，“入京”二字写京城长安一带景色。“晚”和“夕阳”点出送别时间，而“关树”、“长安”为何远所去之处，暗示“入京”，同时勾划出苍茫远景。诗的三、四两句写近景。阵阵回风，蒙蒙细雨，伴着送别酒席，打湿旅人行装，从而把环境与送别自然联系起来，意境颇为别致，而“送”字自在其中。
诗的五、六两句转写此行意义。“边尘黑”点明战争未息，“塞草黄”点明时已深秋。经这里点明“秋”字，上文的“关树”、“回风”、“细雨”等等景物便都觉得真切。这两句言及边地战争，可见诗人身在虢州，心系边塞。诗的结尾两句承“习战”、“防秋”，点明“市马”。“市马”本为“习战”，诗人却由此想到“燕昭市骏”的色而且用“不是学燕王”来说何远此行性质，似乎包含弃置州县，不被看重的叹息。
诗的首联写“关树晚苍苍，长安近夕阳”，是惜“入京”而写自己“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的情态；诗的尾联出“市骏马”而联想到“学燕王”，也包含着“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却又无人赏拔的含义。这正是本诗表现上的一个特点。此外，诗中还表达了对边事的关切。这些都可以反映诗人任职虢州期间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金亡之后，词人重游故都，触景生情，咏词寄怀。
上片追忆金朝往昔盛况。“日射云间”二句意谓昔日在阳光照耀下的皇宫生长着五色神芝，宫殿鸳鸯碧瓦，红墙参差，一片昌盛景象。“西山”句，回忆曾将“西山晴雪”写入新诗的旧事，借眼前之景写怀念旧君之情。
下片转写现实。“焦土”二句，写蒙古军烧杀掠抢，社稷倾覆，故都化为焦土，而花枝树木不知人事之悲，依然年复一年自开自落，物是人非，愈感悲痛。最后以亡国入隋的江令自喻，自己已沦为异国臣民，在亡国后又独自重游故都，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全篇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写世事变迁，寓黍离之悲，是血泪和流的国难实录，语极痛切，情极感人。
诗人乔吉一生是个落魄文人，爱好喝酒，以诗寄情，浪迹江湖。但他绝非轻薄之流。在这首曲子里，他描写的虽是一个弹琵琶的“雏妓”，他自己也与酒徒醉客为伍，但他内心的那份善良柔情却脱颖而出，与他人判然有别。 面对天真纯洁的琵琶女，诗人的心底萌动着丝丝柔情，不胜怜惜。他的笔落得很轻很轻，他的词用得极柔极柔，只怕一不小心惊扰伤害了面前的人儿。“声柔，轻纵，玉葱，翠峰”这四组词用得极为小心翼翼，又妙笔升华。既把女子的容貌体态烘托了出来，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美妙空间。诗人虽然没有具体地描画女子的外貌，但读者可以从那些生动的词语中品味体会她的美。另一方面，她的娇羞胆怯，不谙世事，与酒徒醉客，狂欢热闹的场面形成巨大的反差，强烈地衬托出她处境的弱势与辛酸，引起诗人与读者的同情。
“和相思曲未终”，这一句值得玩味，它像一个省略号，把小小琵琶女难言的心理作了微妙的处理。同时，也把诗人的心理作了微妙的处理。她为什么没有把这一相思曲子唱完，是忘记了歌词，是不愿唱，还是唱不下去，不得而知。而善良的诗人，恰恰抓住了这个微妙的时刻，将读者的思绪引向想象的空间，给读者留下空白，留下富足。
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