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词上片写到秋高气爽的时节,凭栏远眺,西湖水如明镜,孤山景色清爽,几只渔船悠然自得,寥寥几笔,勾勒了一幅远近相宜、意趣恬淡的优美画面,写景静中有动,以动衬静。“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前句写风物,后句写背景,相映生辉。“三三两两”句点渔舟位置,有悠然自得、不扰不喧的意思。以“三三两两钓鱼舟”映衬湖水的宽阔,以笛声依约、白鸟成行烘托景致的幽雅。将依依相思之情融入笔端,描写极富诗情画意,经“忆”字提示,下文便从现实中脱开,转入回忆。接下来由眼前的不懈思念,引出当年无尽的栖迟,用感情带动写景。“凭阑楼上”用到这里,表明作者终日留恋的同时,还使以下诸景因之入目无遗。
词下片芦花丛中传来依约的笛声,惊动了白鸟从水里飞起,用“忽惊起”状白鸟(即白鹭)翩然而逝、倏然而惊的形态,色彩明快,颇具情味,朴实的白描中透出空灵。“别来”二字将思路从回忆拉到现实。“闲整钓鱼竿”不仅应上片之“钓鱼舟”,而且以收拾鱼竿、急欲赴西湖垂钓的神情,衬托忆西湖忆得不能忍耐、亟想归隐湖上的念头。词之下片,营造出钓翁渔隐出没的寥阔苍茫的背景,以景寓情,寄托了词人的“出尘”思想。
全词情景交融,先写西湖光景,后写忆者之情。词中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并用,景中寄情,情中寄景,选景高洁,情调闲雅,用笔淡炼,纯用白描,艺术手法甚为高超。结尾与起首自然照应,用笔清闲。全篇意境悠远,情怀逍遥,表现了作者吟咏潇洒、舒卷自如的过人才气。
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诗人客居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后两句写宋亡后的,自己被俘到了燕京,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这首小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成今昔对比。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因为北方领土先后被金元所占,宋偏安临安,所以家铉翁住在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家铉翁是四川人,闻鹃事切合自己,用的是四川典故:相传古代蜀主望帝失国后,他的魂魄化作杜鹃鸟,鸣声悲哀,常啼至口角流血而止。古人常以杜鹃啼血典来寄托家国灭亡之痛。而杜鹃的叫声又如同“不如归去”,家铉翁“闻鹃忆蜀乡”,既是对国土沦陷表示愤慨,又寄托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后两句写眼前,南宋已经灭亡,自己被俘到了燕京,这时候恢复失土已成画饼,不要说北方,就是南方,包括以前所住的南宋都城临安,也都成了异族统治的天下了。由此,家铉翁无限怅惘地问:今天晚上做梦,是梦蜀地还是梦临安呢?言下之意,两地分别代表家与国,都是那么地使他思恋感伤。
前后二层,后层是前层的延续,前层是为后层预做地步,这就是论诗者所谓的加一倍写法。诗在谋篇手法上显然是参考了贾岛的《渡桑干》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但贾岛诗只是抒发久客远游的思乡之情,家铉翁诗却表现亡国之恨,更加催人泪下。通过递进,前面本来是很突出的思乡之情,忽然又加入了新的内容,更显得沉痛。家铉翁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在感慨兴亡盛衰的诗中很普遍,典型的可举虞集的《挽文丞相》诗,末联说:“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用晋过江诸人新亭洒泪叹中原沦丧的典故,说那时还有半壁江山,如今连一点残山剩水也没有了。这与家铉翁梦四川、梦钱塘同一机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