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风雪行军的仄韵绝句，全诗写得十分壮美。一、二句写从军将士面对的环境极为严酷：天山脚下寒风劲吹，湖边（“海畔”）冻泥纷纷裂开，梧桐树上的叶子已经刮光，枝梢被狂风折断。就在这一严酷的背景上，映出皑皑雪山，传出高亢嘹亮的笛声。诗人以这一笛声，就点出了这里也许有人的联想，同时又将人隐去，以“不见人”造成悬念：那风里传来的笛声究竟来自何处呢？从而自然转出末句：寻声望去，只见在天山白雪的映衬下，一行红旗正在向峰巅移动。风雪中红旗不乱，已足见出从军将士的精神，“直上”的动态描写，更使画面生机勃然，高昂的士气、一往无前的精神，尽在这“直上”二字中溢出。
这首诗在艺术上善于映衬与妙用指代。一、二句对环境的描写，竭力突出自然环境的恶劣，用浓重氛围映衬从军将士无所畏惧的精神风貌。如果是在风和日丽、山明水净的条件下行军，便难能见出士气的昂扬坚强了。适应氛围描写的需要，在押韵上采用了入声的韵脚，一、二、四句末一字入韵，“裂”、 “折”、“雪”都是入声“屑”韵字，韵尾为舌尖音，收音短促，适宜于抒写或悲或壮的诗情。
前两句的氛围描写与入声韵的选用，为抒写壮美的诗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映衬毕竟是陪宾，描写的成败，关键在于作为主体的三、四两句。后两句意在写人，却不正面写出，更不和盘托出，而只是拈出与人相关的二物——“横笛”、“红旗”，不言人而自有人在。这种指代手法的运用，既节省了笔墨，又丰富了作品的艺术容量，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的空间。军中物品无数，只写笛、旗二者，不仅出于只有笛声、红旗才会被远处发现，还因为只有此二物最足以表见行军将士的精神。在写法上，先写“横笛闻声”，后写“红旗直上”，符合人们对远处事物的注意往往“先声后形”的一般习惯。特别巧妙的是“不见人”三字的嵌入。“闻声”而寻人，寻而“不见”，从而形成文势的跌宕，使末句的动人景象更为显豁地表现出来。
这首《从军行》兼有诗情画意之美，莽莽大山，成行红旗，雪的白，旗的红，山的静，旗的动，展示出一幅壮美的风雪行军图。
这是一首节令诗。作者描写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春日图景，表现出对欣欣向荣之景的渴望。首句写立春时刻冰雪消融，次句以拟人手法写树木感觉到春天的气息。后两句是诗人的想象，诗人仿佛看到眼前处处春风明媚，碧波荡漾。这首诗语句活泼，富有动感。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写立春节气到来时的景象：冰霜渐渐融化，暖气渐渐回生，冬眠的小动物蠢蠢欲动，花草树木都感觉到了春的信息，万物仿佛从沉睡中睁开了朦胧的眼睛，看着时令的更新，考虑着迎接新春的到来。“冰霜少”，透露出立春以后天气逐渐暖和。“草木知”，透露出冬眠的蛰虫将要苏醒，草木将要萌发抽芽。
诗的首句写出今年立春的特殊性，在旧岁未尽时已经“律回”，抓住冰霜渐少作为春意萌动的表征，写冰霜显得比往年要少。次句写自然界的变化，以拟人笔法写草木发绿，以代替具体的描写，最先告知了春天到来的消息。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写诗人的悠然遐想：诗人不再有残冬寒冷瑟缩的感觉，走出室外，满目清新，似乎看见了萋萋芳草，灼灼红桃，碧烟轻浮，莺歌燕舞，鹅鸭戏水，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致。回到眼前，只见宽广的湖面上，东风轻拂，波纹粼粼，水天一色，远帆点点。这就使人进入了一个现实的立春境界，向往着那万紫千红、充满生意的春天早日到来。“生意满”，让读者从中隐现看到茸茸芳草，碧烟轻浮，千红孕苞，鹅鸭戏于晴江，好鸟翔于佳木，春意盎然，处处生机勃勃的景致。
诗的三、四句，诗人借立春来阐发自己的人生哲理，启迪人们要善于发现事物的发展趋势，注意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融情人景，十分形象。末句描绘了春水春风的生动景象，使全诗增色不少，读来如沐春风，有身临其境之感。一个“满”字，把春意写尽，也进而折射出了诗人欣慰的心态。
此诗形象地描绘了立春时节的所见所感，语言朴质清新，以景句结尾，意味无穷。感情丰富，比喻形象，给读者以生机盎然的感觉。诗人捕捉大地回春景象，眼光敏锐，诗语生动，表达的是一种欣喜的心情。在写法上，对仗工整，用词传神，而又不露斧凿痕迹。
全诗以“律回”为契机，律一回，就冰霜少，则春天的温煦可知，“春到人间草木知”，以拟人化的手法：开春草木最先发芽。颇含韵外之致，与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名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结句“东风吹水绿参差”，亦是状物准确生动的好句。以绿波荡漾，把视野引入水天相接的境界，以景结，面余味无穷，给人以开朗畅快的感染，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悠然自得而又有无穷遐思。
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