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别开生面，不以景语起兴，而纯以陈述语气，描写闺中女子心绪：“欲减罗衣寒未去，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寒未去”说明此时尚是早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受天气影响，女子的心情必定也起伏无常。“深深处”点出女子忧闷之深，渲染出一种深重、孤寂的氛围。“不卷珠帘”的原因，可能是女子愁绪萦怀而心生恹懒；也可能是她害怕卷起珠帘之后，望见满目春色，更添愁绪。愁之深沉难去，可见一斑。
春来，百花盛开。本来是春光骀荡，美景无限，“红杏枝头花几许？”红杏满枝，繁花怒放，可是她却想到，它究竟能开多久呢？“惜春长怕花开早。”既盼又怕，对花是如此，对自己的青春又何尝不如此。愿青春如花朵般娇艳，而青春又不会久驻，不正像枝头的红杏花，很快就不会剩有多少么？对于久望游子的闺中人，岂不更怕“一朝春尽红颜老”?于是，泪流满面，更恨起“清明雨”来。说“止恨清明雨”，可能所思之人因雨不能迅速归来的意思。不过另方面，“清明雨”也可说是泛指。因为这雨，如“雨横风狂三月暮”的雨，如“雨打梨花深闭门”的雨。总之，它会使得花儿凋残，人的青春老去，那怎么能不恨它呢？“止恨”，分量很重，映照出人的恨深怨极而又无可奈何的苦闷之情。
“尽日沉烟香一缕”，这一句写闺中情景，女主人公的生活是多么寂静凄清，她终日对着一缕袅袅香烟出神，心中苦闷至极。她的愁闷无法排遣，唯有借酒浇愁。“宿酒醒迟”，她心中有无限恨，不觉中喝了很多酒， 以至于久睡不醒。紧接着一句“恼破春情绪”，径直说出她的春愁。
结尾两句“飞燕又将归信误，小屏风上西江路”，让我们知道了女主人公愁思重重的真正原因：原来她是盼望着春燕给她带来远人的信息，而它们却又令人失望。一个“又”字，点明了失望之久。这里不说所惦记着的人没有捎信回来，却怪燕子忘了带信，构思巧妙。于是她只好空对屏风怅望。画屏上烟水茫茫，那条蜿蜒的水路，不正是当初心爱的人远去时所走的西江之路吗？写出了闺中佳人对心上人的一往情深，读之令人感到意犹未尽，一咏三叹。
这是妻子思念丈夫的诗。丈夫久别，凄然独处，对于季节的迁移和气候的变化异常敏感；因而先从季节、气候写起。孟冬，旧历冬季的第一月，即十月。就一年说，主人公已在思念丈夫的愁苦中熬过了春、夏、秋三季。冬天一来，她首先感到的是“寒”。“孟冬寒气至”，一个“至”字，把“寒气”拟人化，它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来“至”主人公的院中、屋里、乃至内心深处。主人公日思夜盼的是丈夫“至”、不是“寒气至”。“寒气”又“至”而无犹不“至”，怎能不加倍地感到“寒”！第二句以“北风”补充“寒气”；“何惨栗”三字，如闻主人公寒彻心髓的惊叹之声。 时入孟冬，主人公与“寒气”同时感到的是“夜长”。对于无忧无虑的人来说，一觉睡到大天亮，根本不会觉察到夜已变长。“愁多知夜长”一句、看似平淡，实非身试者说不出；最先说出，便觉新警。主人公经年累月思念丈夫，夜不成寐；一到冬季，“寒”与“愁”并，更感到长夜难明。
从“愁多知夜长”跳到“仰观众星列”，中间略去不少东西。“仰观”可见“众星”，暗示主人公由辗转反侧而揽衣起床，此时已徘徊室外。一个“列”字，押韵工稳，含意丰富。主人公大概先看牵牛星和织女星怎样排“列”，然后才扩
大范围，直至天边，反复观看其他星星怎样排列。其观星之久，已见言外。读诗至此，必须联系前两句。主人公出户看星，直至深夜，对“寒气”之“至”自然感受更深，能不发也“北风何惨栗”的惊叹！但她仍然不肯回屋而“仰观众星列”，是否在看哪些星是成双成对的，哪些星是分散的、孤零零的？是否在想她的丈夫如今究竟在哪颗星下？
“三五”两句并非写月，而是展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观星之时自然会看见月，因而又激起愁思：夜夜看星星、看月亮，盼到“三五”（十五）月圆，丈夫没有回来；又挨到“四五”（二十）月缺，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如此循环往复，
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丈夫始终没有回来啊！
“客从”四句，不是叙述眼前发生的喜事，而是主人公在追想遥远的往事。读后面的“三岁”句，便知她在三年前曾收到丈夫托人从远方捎来的一封信，此后再无消息。而那封信的内容，也不过是“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不难设想：主人公在丈夫远别多年之后才接到他的信，急于人信中知道的，当然是他现在可处、情况如何、何时回家。然而这一切，信中都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封简之至的信，她却珍而重之。“置书怀袖中”，一是让它紧贴身心，二是便于随时取出观看。“三岁字不灭”，是说她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一切，都表明了她是多么的温柔敦厚！
结尾两句，明白地说出她的心事：我“一心抱区区（衷爱）”，全心全意地忠于你、爱着你；所担心的是，我们已经分别了这么久，你是否还知道我一如既往地忠于你、爱着你呢？有此一结，前面所写的一切都得到解释，从而升华到新的境界；又馀音袅袅，馀意无穷。
“遗我一书札”的“我”，乃诗中主人公自称，全诗都是以“我”自诉衷曲的形式写出的。诗中处处有“我”，“我”之所在，即情之所在、景之所在、事之所在。景与事，皆化入“我”的心态，融入“我”的情绪。前六句，“我”感到“寒气”已“至”、“北风惨栗”；“我”因“愁多”而“知夜长”；“我”徘徊室外，“仰观众星”之罗列，感叹从“月满”变月缺。而“我”是谁？“愁”什么？观星仰月，用意何在？读者都还不明底蕴，唯觉诗中有人，深宵独立，寒气彻骨，寒星伤目，愁思满怀，无可告语。及至读完全篇，随着“我”的心灵世界的逐渐坦露，才对前六句所写的一切恍然大悟，才越来越理解她的可悲遭遇和美好情操，对她产生无限同情。
此诗运用舒缓的韵律淡笔勾勒典型的景物形象，表达了作者的悲愤愁苦之情。前四句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后四句以抒情为主，托物寓意。全诗将作者惆怅与孤独的心情含蓄地贯注到景物形象之中，景中含情，笔致清婉，其画面之生动，传情之深远，耐人回味，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诗歌艺术造诣。
前四句以写景为主，但景中含情。这里晴川、落日、孤舟、归鸟和远行的人，组成一幅江晚送别图。
“清川永路何极？落日孤舟解携。”这两句是作者回忆了数年前因友人梁耿被贬谪远离时，在苕溪为之饯行的情景，他以送别时眼前的“清川”落笔。清川长长，与梁耿的去路一样，不知到那里才是终点？落日时分，孤舟在川，两人只得分手。“落日”预示暮色的将临，给人的联想是前途黑暗；“孤舟”所呈现的是凄凉无助，它标志着人生境遇的险恶；这两句将这凄凉的环境气氛和人的悲苦心情极好的衬托出来了。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携西。”这两句描写了别后情景，远处近处的归鸟，飞向平芜深处，渐渐没有踪影，入随着流水，各分携西。这里，设景有象征意义，鸟飞平芜，渐渐隐没，象喻梁耿远去；溪水携西流，象喻人之离别，景中有情。友人离别后的惜别怅惘的心情，都在离别的场景中透露出来。情含景中，情景交融，含蓄地抒写离情别绪，感人肺腑。
后四句以抒情为主，托物寓意。白云、明月、春草无不寄托着诗人的情思。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千里万里，白云迷蒙，这是梁耿远去贬所沿途云路漫漫的情景，也是他心路迷茫的真实写照。前溪后溪，明月朗照，这是诗人留在送别地望月思友的情景。也是诗人自己的感想。作者这里是说尽管与友人相隔“千里万里”之遥，但飘然浮动、连绵不断的白云却可传载友谊；在同样皎洁的月光照耀下，使人感到相距再远，也只是“前溪后溪”之隔。浓厚的友谊跨越了巨大的空间界限，以白云与月光为纽带，将其二人紧紧连在一起。此句写得深情而婉转，真切感人。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这句点明他此次远行的原因，远谪长沙，梁耿固然惆怅不已，诗人也感到惆帐，为他的远谪感叹不已。这里十分坦白地写出作者对友人遭贬的不平与愤慨。而作者自己，不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幸。这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愤之语。“江潭芳草萋萋。”写出作者眼前景色。他驰骋的心绪回到现实中来，眼望无尽的芳革，倍感茫然凄凉，心中的愁苦也正如这春草一样延绵不断，杳无尽头。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