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大司命》是屈原的所做的祭大司命之神的歌舞辞，是组曲《九歌》中的一篇，是《九歌·少司命》的姊妹篇。大司命是先秦时代中国传说中的神，是掌管人的寿夭之神。其中大司命的主巫的唱辞，既有他的自述，也有他对少司命的唱辞。通过这些唱辞，描绘出了大司命威严、神秘、忠于职守、 督察人的善恶、握有生杀大权的形象。形神毕肖，准确的写出了大司命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或作者屈原对生与死、个人的生死命运与其善恶修为关系的认识及对大司命神的敬畏之情。折疏麻兮瑶华之后则是少司命的唱词，大司命与少司命的形象在篇中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主死 的大司命威严、神秘、令人敬畏；主生的少司命亲切、爱人、令人爱戴。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谏雨兮洒尘。”这是大司命的唱词，这两句是说，大开天门，我驾起滚滚的乌云，令旋风为我开路，令暴雨为我洒尘。这里写大司命的上场，从开天门的叙述里，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天神地位，从以黑云为乘，令旋风为先驱和暴雨洒尘的清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权威，他的威严，他的冷酷和可怖。吉神降临往往有祥云为伴，有满堂的芳香，凶神的降临往往伴有黑云、狂风和暴雨。死对常人来讲是可怕的，而掌管人寿命的大司命在人心目中自然也是可怕的凶神。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这两句是说你从天上盘旋而下，我则跨越空桑山与你相随通行。大司命是受了迎神女巫的礼祭从天而降的。而迎神女巫的追求则是出于对大司命的爱恋。先民的娱神的目的往往是通过男女情事来达到的，这一手段同样适用于人对大司命神的祭祀。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纷扰扰的九州众生，为何其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中？面对迎神女巫的追求，大司命高傲地亮明自己的权威与身份，带有自我炫耀的成分一一这或许就是人神离别的根本原因。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高高地飞呀缓缓地飞，乘着天地间的正气，驾驭着阴阳二气的变化。我与您并驾齐驱，引导您到九冈山去。她顺承大司命自炫的心理，一方面赞项了神的功德无量，一方面表现了对神的虔诚恭谨。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我穿的神衣随风轻轻飘舞，我佩戴着长长的玉饰。我时隐时现、变化无常，我的所作所为，平凡人都莫知其详。这里仍是大司命夸耀其衣饰华美、神力非常的目炫之辞。至此，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神秘莫测的大司命形象已塑造完成。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谓采摘美丽如玉的花朵，将把它送给即将离别远去的大司命。人已经渐渐地进入老境，若不多加亲近，就会变得更加疏远。它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崇敬、依恋，也表现了因年纪既老而情意愈疏的悲伤，流露了冀幸延年的情绪。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说：“神以巡览而至，知其不可久留，故自言折其麻华，将以备别后之遗。以其年已老，不及时与神相近，恐死期将及，而益以琉阔也。盖诉而寓祈之意。”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乘龙兮磷磷，高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这仍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大司命驾着滚滚的龙车离去，他高飞远举，直冲云天。我手持编好的桂枝久立凝望，越是想念他啊越是忧愁悲伤。上四句从抒清主体的角度，言因感于老境渐至却不能愈力睐近而有折疏麻以挽留之举，重点抒写了迎神女巫的复杂情感；而此四句则从另一角度，写大司命全然不顾迎神女巫的挽留，乘龙冲天而去，既表现了大司命的冷酷无情，又表现了迎神女巫的痴情与忧愁。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这仍是迎神女的唱辞。谓神已离去使人忧愁，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愿自今而后事神之心不减。本来人的寿夭是有定数的，难道是由人神的离合可以改变的么？这是神去之后迎神女巫的自我宽解之辞：既然人的命运由天而定，又何必苦苦追求，又何必因与神的离合而徒增忧伤呢？从表面来看，作品以这样的口吻作结，显示了迎神女巫对生死寿夭的达观态度，展示了她既现实又乐观的性格。但仔细品味，其中却充满了追求不得的失落和惘怅，流露出对人生命运的无可奈何。
作品以对话和独白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大司命和迎神女巫（追求者）的形象。在大司命与迎神女巫的对话中，重点突出了大司命冷酷无情、自命不凡、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均自大司命口中说出，又带有明显的自炫性质。同时，在对话中还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虔敬与崇拜，表现了互目寸神的热爱与追求。但二者的对话却有异乎寻常的特点：它不是承前启后的相互对答，而是大司命一方只顾炫耀自己的威灵和神秘，迎神女巫乘势表述自己对他的爱慕与追求，反映出地位尊卑的殊异。而这样的对话形式，更有利于对大司命性格的塑造。在迎神女巫的独白中，则主要突出了迎神女巫的痴情和惆怅，表现了她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而这种种情感均以独白的方式说出，更加重了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乎引唐色彩，将一个“终被无情弃”的女子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哀怨动人。
作品寄慨遥深，富有寄托。先民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既观照了草木的零落，也观照了自我的衰亡。他们将自己生死无常、寿夭不齐的抽象思考，塑造成为具体可感的大司命神的形象，并在迎神、送神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长生不老的愿望。这就是民间《九歌·大司命》的原始意图。当诗人屈原利用这一形式抒发情感的时候，他则在人神离合的情节中，寄寓了自己君臣离合变化的情思和希冀，以及追求不得的失落与惆怅。而其中“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与《离骚》中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情感何其相似！“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意味又复相同；“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与“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同是遇合难成的牢骚与无奈。
经历南方蛮烟瘴雨之苦的宋之问，回到邻近副都洛阳的陆浑山庄，全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愉悦。这种欣悦的心情不只缘于自然环境的舒适，更缘于脱离贬谪羁束之所的自由舒畅。
诗的首联大有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笔意。首句“归来物外情”，劈空而起点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题旨，同时定下了全诗轻快的情绪基调。唐代士大夫多在城郊置有别业，供休暇时居住，同时利用田产获得部分经济收入。宋之问的陆浑山庄显然也是有一定规模的田产，次句的“阅”字点出自己的业主身份，说明阅岩耕是巡视山地，检阅农事，而不是休闲游览，承起句“归来”二字，暗示了个人身份的转变。“负杖阅岩耕”一句看上去像平常叙事，却字字精当，不可移易。先看负杖，古人年届五十已入老境，出行扶杖是常事，但作者巡视山地，须攀岩而上，无法拄杖而行，只得背着杖走，这是写人。再看岩耕，一方面说明了山庄地貌，同时也包括了劳作者在内，比直接说山地意思丰富得多。
在起联总叙巡视庄田之后，中间两联分述出行的所遇所见。颔联先自叙，用了倒装句式，本意是说沿着涧水看花深入，无意中来到源头；为了搜采药草，不知不觉走进幽静的密林。“源水”“幽林”提到句首，就突出了走近水的源头和密林深处的意外惊奇之感，读来比“看花入源水，采药行幽林”这样的写法更有趣味。这里，连用四个动词（看、入、采、行），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别有一种动态美，显得意象活泼而富于生气。既写出了烂漫山花、苍翠林色的诱人，也表现了人物悠闲的心情。颈联再写所遇见的人和物，这里的野人应该不是作者的佃户，而是附近的山民，所以不认识作者，殷勤地请教姓氏。这一情节有可能是事实，也可以是虚构，用意只有一个：表明自己的装束和普通百姓一样，野外相遇全然没有距离感。官服本来会带来威严，但自从经历贬谪，官场对他来说就只是个不堪回首的噩梦，回到自然山林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与山民见礼，反而更让他感觉自然和亲切。人犹如此，鸟更不用说，对诗人咕咕啼叫着，仿佛自报姓名。“山鸟自呼名”的写法很风趣，后来苏东坡《海外》诗袭其意，写成“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一联，到元代萨都剌干脆就原样搬到自己《玉山道中》诗里。宋之问这里将鸟自呼名与野人的殷勤相问对举，使山野自然平添一重人情之美，正好与刚刚摆脱的严酷的流贬境遇形成鲜明对照，强化了“归来物外情”的主题。
结联紧承诗意的发展，顺势将这愉悦心情升华为独善其身的意念。“去去”两个叠字具见作者不可遏制的急切情态，向读者表明了要与官场决裂、只求独善己身的决心。但这么写有个问题，按照传统观念，“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生当盛世而以“独吾乐”傲世，这非但背离了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原则，对朝廷也是个不小的讽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此宋之问追加了“无能愧此生”一句结束全诗，使独乐的念头避免涉及宦海风波，而将理由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且表示辜负盛世的惭愧之意，这就委婉地避免了忧谗畏讥的嫌疑。尽管这未必是作者的真心话，而且他的结局也证实他并未践行隐退山林之志，但就诗的立意而言，确实如清代诗论家贺裳所说，“辞理兼至”。
自陶渊明的作品行世，不为五斗米折腰，宁弃轩冕而归隐田园，就成为诗歌中习见的主题。如何将这个老生常谈的意思表达得自然而不矫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宋之问这首五律，完全跳过“久在樊笼里”，而直接从“复得返自然”写起，首句点题，中间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渲染乡居生活的舒适和人情味，最后以谦卑的态度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志向，很自然地完成了主题的提炼和表现，堪称是同类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诗中运用了设问和借景抒情的表达技巧，写下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而作者不得不周旋其中，从而表现了弘济上人的高洁。
《秋夜寄僧》没有运用精工华美的辞藻，而这也是欧阳詹一贯的诗词风格，欧阳詹的诗虽谈不上新奇，却很讲究炼饰。他继承了同时期诗人陈去疾清新洗炼的语言风格， 在用词炼意和声调格律上都十分讲究， 尽量避免押险韵，最忌用生僻词语，这就使他的诗不仅浅显平易，通俗易懂, 而且韵律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文字质朴，却富有味。
开头前两句先言明自己的处境，想脱离官场，但又不忍，最终不得不周旋其中。二句虽是问话，实则自己心中早有答案，从而引导出对僧人的赞扬。意为“如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我还不得不周旋于其中，只有您却还与德为邻，佩有美好德行。”十几年求宦的道路上，欧阳詹艰难地抗争，苦苦地挣扎。痛苦的现实，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成了欧阳詹赋作最核心的表现内容。
在后两句中诗人运用了自己所擅长的取材、 布景和造境的写作方式，“为什么呢？看那月光多么明朗，虽然照着千座峰峦，实是受感动而且只照您一人。”在诗中，他不是孤立地抽象地说教，而是把情与理置于形象的描写之中 , 在鲜明完整的意象中以借物言志即景抒情的方式表现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刻画传神，细致入微。抒写了他对弘济上人的怀念情绪的同时，把老僧的品德、感天动地月为之明的情形写了出来，可见诗人内心潜在的不须言明的感情。
这首诗中表现出诗人傲岸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嶙峋的风骨。首联写登上高楼，于云烟弥漫之中追怀历史、遥想古人，借古伤今，气氛凝重。中间两联回到现实，写眼前所见所闻，这两联视野开阔，人与物浑融无问。诗人把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寓于精炼的景物描写之中：颔联写霜后“争出”的峭拔山峰和凌霜盛开的菊花，表现出作者不畏政治风霜的嶙峋风骨；颈联则以“解带西风”的举止和暮色中挺立的青松，透射出自己从容面对政治风雨的那份潇洒和从容。尾联遥想冬日重游，气象恢宏，群山银妆素裹冰清玉洁之态，仍是以景物暗喻人品。诗写得神完气足，潇洒道劲，景物描写形象鲜明而意味深长。
作者登上此楼，站立楼头，纵目四望，滁州城外群山环绕，云雾从山中腾涌而出，将滁州城重重缭绕起来，使整座城池如在仙界一样。
李德裕对嵩洛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他是一代英才，功业赫然，却不幸遭遇朋党之祸，先是被贬滁州，最终客死海南。他在滁州时建造了这座楼，而且给它取名为怀嵩楼，就是为了表达对嵩洛的深深怀念。欧阳修年轻时也曾在洛阳做官，常与朋友们畅游嵩洛一带名山大川。后来他也常常想起这段壮游，对嵩洛怀有极深的感情。造化弄人啊，没想到两百年之后，命运把他与李德裕联系在了一起，二人命运遭际竟然如此相似。他也被人指控与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祸乱朝政，也被贬滁州。此时此刻，在这怀嵩楼上，引发了他怀人追往的感慨。
从内容看，首联写滁州城云遮雾绕，虽然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重重的云烟却也叫人艰于呼吸。“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不禁感慨万端。感慨之后，不由想起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和命运的李德裕。
颔联写得最妙，秋风瑟瑟，“无边落木萧萧下”，可群山却争相露峥嵘，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谁也扼杀不了的。面对“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野菊花，即使没有陶渊明那样闲情逸致，不妨对菊举杯，来个“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颈联写诗人面对凛冽的西风，解带披襟而笑纳之；耳闻悲鸣的画角，却无“城上斜阳画角哀”之凄凉。红日西坠，倚着栏杆，“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诗人突然吟起沈约的《寒松》：“梢耸振寒声，青葱标募色。疏叶望岭齐，乔干临云直。”
尾联和林逋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出于同一机杼，但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秋风秋雨愁杀人”，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雪压冬云百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数九寒冬也吓不倒，诗人还要邀上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再来怀嵩楼，看“积雪浮云端”，看“琼树似新裁”，这才叫做“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从艺术特点看，这首诗的好处，不止境界高远，风格遒上；即以写景而论，同样是自然流畅而又层次分明的。全诗以“感”宇入题，以“兴”字结穴。“云烟”是俯瞰负郭之景，“霜林”是平视远处之景；“野菊”写楼下景物，“解带西风”写楼上风光。“斜日青松”是“倚栏”所见；踏雪看山是登临所想。前六句写所见所感，是实写；后两句设想来朝风物，是虚写。摄景的角度不断变换，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实有虚，描绘了开阔深远的画面，画幅中凝聚着傲岸昂扬的精神。陆游与欧阳修一样，有似火肝肠，如山意志。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