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叙事写景。首两句叙栽种杏花的经过:自买杏栽种到自己亲眼看到杏花开放,竟已隔了十年的时间。作者自咸通十年(869年)登进士第以后,便宦游在外,到返乡,其间共隔十一年时间。“十年”当是举其成数而言。“方始坼”言外之意是说:花亦多情,竞知待归始放。作者写作诗词每每超越经验世界而注重眼前直觉,因此此杏去年开花与否,完全可以丢开不管;反正是眼前开了,便可以尽情吟赏。“假山西畔药阑东,满枝红”两句,一是说杏花在园中的位置适中,东边是假山,西边是芍药阑,景物配置合宜,使人感到它在主人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二是说盛开的杏花喷红溢艳,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上片四句虽然投有直接描写作者对杏花的态度,但爱杏之心已经不言而喻了。
下片主要抒发感慨。“旋开旋落旋成空”一句叠用三个“旋”字,把昨天的花开、眼前的花落和若干天以后的枝上花空三个阶段飞快扫过,极言好景不长,韶华易逝。从创作上看,词人是一个很善于把自己的心曲外物化的词人。十载功名,霎那间成为过眼云烟。这与杏花“旋开旋落旋成空”的现象可谓“妙契同尘”。悲物,正所以悲己,因而读者能从中听到作者怅惘、失意、痛楚的心声。“白发多情人更惜”,多情人易生华发,缘于善感。值此花开花落的时节,当然更是如此。由于词人入世之心未泯,惜时,表明他尚有所待。“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词人的政治前途与唐王朝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唐王朝的命运“旋成空”的话,词人就无所指望了。“且从容”三字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字字为焦虑、忧思所浸渍,因而可以说是“味无穷而炙愈出”了。
全词由种花、赏花、惜花,写到祝告东风,乞驻春光护花,始终未离杏花一步,而忧国之思俨若可扪。这就巧妙地体现了词人在《诗品·含蓄》中提出来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的艺术要求,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这首词是为友人写的伤离之作,抒写作者对歌伶乐伎及其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不幸女性们的深切同情。全词上片写欢情,下片写离恨,中间用“又还”句过渡,铺排得体,结构紧密,笔淡而情浓,是篇较有特色的作品。
“翠绡心事,红楼欢宴,深夜沉沉无暑”是说在初秋日,天凉暑退,夜色沉沉。在她的小楼中,在七夕的宴席上,她偷偷地赠给他一条碧色的丝巾,表述她内心的情意。依内容次序,三句应当逆读,词中这样安排,即使句子顿挫有味,亦能突出“翠绡”一语。翠绡是疏而轻软的碧绿色的丝巾,古代女子多以馈赠情人。翠绡传情,故夜宴亦倍添欢乐,天气也仿佛格外清爽。总之,那天晚上他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一切都完整地、甜蜜地保留在他心上。“欢宴”二字,写场面、气氛,烘托出恋人,当时的欢乐与幸福。“欢宴”与“翠绡”句对照,说明:她在“欢宴”的大庭广众之中偷偷赠物传情,她爱得是那样深,那样急切,简直有点忘乎所以。这一句寥寥数字勾勒出情事的美好:节日、时间、地点、天气到人物,无不美好,让人难以忘怀。
“竹边荷外再相逢”句则是说这是暗通情愫之后的一次幽会,地点在荷塘附近的丛竹旁边。前者席上初逢,只能借物传情,这回则可以尽情地互诉衷曲了。但是,作者的笔峰一转,传达的情意变了。如果说前一句是美好的幸福,这一句则是美好的惆怅,因为在苦苦盼望之后的相会是那么匆匆逝去,就像“碧云飞去”一样,不能不令人无奈、愁苦。这两句对往昔的回忆,自然引出下片的千缕闲愁,万种情思。
“锦笺”二句,睹物怀人,叹惋无尽。锦笺,精致华美的信纸,是她捎来的信笺。珠,珍珠镶嵌的首饰,是“再相逢”时的赠物。二句写欢聚已逝只能面对她情意绵绵的信和尚带余香的赠物空自追念,低回不已。一“尚”、一“未”,写记忆犹新,前情在目,上承情事,下启愁怀。锦笺墨迹未干,珠饰还散发着她的香气,而往事浮云,旧情难续。万种愁怀,由“空惹”一句道出。说“空惹”,或许是由于信物尚存,难成眷属;或许是由于旧情未泯,人已杳然。总之,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爱情的悲剧。悲剧已成,“锦笺”“珠香”,于事无补:“闲愁千缕”,也是自寻烦恼罢了。但是,惹出“闲愁千缕”的,不仅是她的所赠,还有七夕这个敏感的夜晚以及跟它有关的神话传说。
韩鄂《岁华记丽》卷三引《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古人七夕词,无不提到牛郎织女,感慨他们一年才一见的刻骨相思,但秦观却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有新意也有深意。赵以夫此词也是更进一步地写,认为自已和情人还不如牛郎织女,他们尚能一年一见,而自己和情人的再见却杳杳无期。
总之,上片写欢情,下片写离恨,中间用“又还”句过渡,铺排得体,结构紧密。上下互相映衬,中心十分突出。全词笔淡而情浓,是篇较有特色的作品。
这首诗讲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感受:合口味的好书,读起来饶有兴味,颇感惬意,但往往很快就读完了,掩卷之际,令人怅然。对脾气的朋友,谈起话来很投机,非常盼望这样的知心朋友多多前来与之交谈,但偏偏不见踪影,久盼之后,令人失望。世界上的事情每每是这样,希望和现实总是发生矛盾,不如意者十居八九,一个人一生中是很难遇到几次真正轻松愉快、开怀大笑的好时光。
陈师道作于同年的另一首诗《寄黄充》说:“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两首诗所表达的感受是相同的。作者之所以会有这种感受,和当时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诗人困居徐州,生计维艰,尽管“人不堪其贫”,作者却不以为意,依然“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务,盖其志专欲以文学名后世也”(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诗人以苦吟著称。
只有读过万卷书的人,才能如此精炼准确地捕捉到读书人读快书、又意恐读完的共同心理状态,“书当快意读易尽”是作者读书亲身体验的概括,也是他孤独寂寞、唯有书伴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当时诗人的知心朋友尽在远方,黄庭坚被逐斥戎州(今四川宜宾),苏轼被贬谪海外,音信难通;魏衍自徐州移沛州,张耒任职宣州,皆无从相见。而诗人一口气将一本好书读完之后,十分盼望能同这些朋友一起交流读书所得、讨论作诗的甘苦。他思友心切,整日恍惚若有所失,因此发出了“客有可人期不来”的慨叹。
怅然、失望之余,诗人又转以旷达,试图自我安慰:世界上的事情每每和主观愿望相违背,人生本来就难得有舒畅愉快之时,何必自寻烦恼呢?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侯,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来。”这首从作者自己的亲身生活经历和感受中概括提炼出来的诗,正好用“朴挚”来说明其风格特点。
宋人爱用诗来说理。诗人多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诗中说出了很多人有会于胸中而没有表达出来的话,作者以浅显的语言形象地展现出来。诗人以冷静的态度来体察客观事物,善于把带哲理性的认识写入诗中,显得精深,富有理趣。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