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最显著的特点是善于抒发诗人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最终以摆脱这种苦闷而展示出诗人乐观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可分三段,第一段为前四句。开篇”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两句,直接点出积郁于心的”惆怅“。这惆怅虽仅时而出现,但对积极进取、乐观豪爽的诗人来说,却也是非常严重的。为此,他正襟危坐,自夜至明,最后竟不得不用长啸声来加以发泄:”平明空啸咤!“然而,”啸咤“是无济于事的,只不过聊以发泄胸中的不平之气而已,所以用了一个”空“字。”思欲解世纷“,用了战国时鲁仲连的典故。由此可以看出诗人之所以”惆怅“,原因是为了解除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这就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中的矛盾和苦闷心情也是产生于这里。
诗的第二个特点便是在积极用世和消极思想的对比之中进行多层次的交叉抒写。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诗的第二段。这一段共八句,在揭示诗人内心活动方面较之第一段更加深入具体。”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二句,上承”解世纷“作飞动的描写,用以状写理想与抱负的远大。这是正面的直抒。”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是反面的对比。就李白看来,面对安史之乱的混乱局面,即使自己已年逾花甲,但也不能像伏生那样,老死于经文之中,于国于民毫无补益。这是一层。”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又是一层。这两句承上而言。如果自己不能乘风破浪,实现”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那么,也应在国难当头之时,拔剑而起,为统一祖国而建立功勋。这是正面的发挥。”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又是反面的对比。
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把古人、友人与自己交织在一起来加以描写。这明显地体现在第三段,即最后四句里边。”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诗人用管仲、乐毅来比喻何昌浩,同时,也是在写自己的怀抱。李白在诗中多次把管仲、乐毅作为自己仰慕和效法的榜样。最后”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二句表示,自己将跟何昌浩一样,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而决不能像长沮、桀溺那样做逃避现实的隐士。
这首词上片写作者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大雁人飞,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衬托出离别的悲伤。该词借景抒情,运用衬托的手法,表现作者的离别悲伤之情。
上阙开端两句先写应邀赴宴:“欲执河梁手,还升月旦堂。”与下文的“酒阑人散”、“北客”联系起来看,可知开头是写应邀赴宴,而主人的殷勤好客以及作者的感激之情,都音流弦外了。接下去作者并没有渲染宴会上欢快、热烈的气氛,而是一下子推到散席的一刻,着意写上一笔:“酒阑人散月侵廊”。这里明点“酒阑人散”这一特定时间,而以厅堂的走廊下清冷的月光写出凄清的气氛和落寞的情怀,这当然是同离别的心绪相关联的。于是自然转到写当前的离别之事:“北客明朝归去、雁人翔。”这句或许是由“群燕辞归鹄人翔”(曹丕《燕歌行》)这一古老的诗句变化而来,以“雁人翔”反衬“北客”(即作者自己)归去的孤独和冷落,颇有点离群索居的意味,突出了离别的悲伤。
下片开端两句是对别筵的补写,还是对近事的回忆,这一点无法悬揣,但可以肯定,其中有作者难忘的一时韵事。“高明玉”、“郑季庄”即前篇《减字木兰花》词序中所说的高莹、郑容,她们都是润州名妓,当时在苏轼赞助下,被判落籍、从良,所以感恩戴德,极有可能在苏轼临去时,席上作陪助兴。“窈窕”、“风流”互文见义,概括了二人的容貌之美、歌舞之美。接着笔锋一转:“一时分散水云乡”。此句写得极有诗情和韵味:“一时分散”四字,既回应前文的“酒阑人散”,又暗指二人的落籍从良,同时写出美的事物的消失所引起的莫名的惆怅;“水云乡”三字,紧扣江人的地域特征,并以云水汪茫的自然景色对作者所抒写的情感作了巧妙的烘托。结尾一句情、景兼到,也颇见佳:“惟有落花芳草、断人肠。”“酒阑人散”之后,触目都是惹人愁烦的景物,使人极度伤心。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芳草”会惹人愁烦是因为在古代诗作中,诗人们往往借“芳草”这一意象来抒写或寄寓人的离情。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无名氏《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杜牧《池州送前进十蒯希逸》诗:“芳草复芳草,断肠还断肠。自然堪下泪,何必更斜阳!”等等。看来这里更多地化用了小杜的诗意,来表现离别的悲伤,这是词的“主意”,与上片一脉相通。由此看来,下片描写二妓的风流云散,不过是一笔衬托而已。
开头“恨春易去”四字笼罩全篇,是命意所在。“甚春却向扬州住”,用疑问的语气表现出对比之意和咏叹之情。暮春时节,花事渐阑,别的地方已是春色无多,而在扬州,春意独多,春天好像对这座美丽繁华的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故而迟迟不愿离去。“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茧栗,本言牛犊之角初生,如茧如栗,见《礼记·五制》。任渊注黄庭坚《广陵早春》诗“红药梢头初茧栗”句,谓“此借用以言花苞之小”。白石此句即本于黄诗。此刻,细雨如烟,芍药枝头的蓓蕾,吮吸甘霖,生机勃发,孕育着醉人的诗意。“弄”字下字极工。“红桥二十四”,指扬州的风流名胜二十四桥,桥边芍药弥望。“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至北宋已仅存七桥(沈括《梦溪笔谈》卷三注),此言其多而已。红桥、碧水、明月、名花、美人,加上那仙乐一般的箫声,多么令人神往!“总是行云处”似借宋玉《高唐赋》中楚王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的故事来描写仕女如云,从而给红桥一带涂上一层玫瑰色的浪漫光彩。以下由写人采用比拟的手法写芍药的曼妙风情:“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芍药的蓓蕾在雨露的滋润和游人的瞩目下,悄悄地开放了。她们半裹红妆,微露笑靥,深情地顾盼着来来往往的观赏者(包括词人自己)。此句写芍药之有情,正人之有情也。此视《扬州慢》“念桥边江药,年年知为谁生?”何如?此句之妙,可与周邦彦咏蔷薇“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六丑》相媲美)。句意隐含着我已无福消受的意思,为下片写自己迟暮之悲张本。
“金壶细叶”展示的是盛开的芍药。硕大的金红色花朵,衬以细密的绿叶,显得分外明艳惊人。“千朵围歌舞”美貌的女郎在花丛中尽情地唱着、跳着,应和春的旋律。这声色交融、春情激荡的场面,顿时勾起词人的迟暮之感。“谁念我鬓成丝”化用“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黄庭坚《广陵早春》)之句,扬州风物虽好,无奈自己已两鬓斑白,置身于粉红黛绿之间,显得多么地不相称。白石布衣清客一生,多依名公臣卿,但生性孤傲,不合众流。故词中每于众人欢乐之际反写己之清苦寂寞。他如《庆宫春》,本是四人同游,偏写出“老子婆娑,自歌自答”;《鹧鸪天》写赏灯之乐,偏写出自己“少年情事老来悲”。结末以刘攽自况。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刘攽的著述除《彭城集》、《公非先生集》等外,还有一卷《芍药谱》,可惜已经失传。“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意思是说:待到春尽夏来,名园绿肥红瘦之时,我愿意默默无闻地为芍药编修花谱。此与苏轼《贺新郎》“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同一意境。“寂寞”二字,与“自”字相映合,充满苦涩滋味,映现出类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心境,读来倍觉情深意切。
昔人评论姜词,认为清远空灵是其基本特色。张炎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卷下)姜词之所以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原因在于作者有着丰富的美感经验,能够在感受、记忆、思考、想象等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进行联想,然后选用清新秀逸的言辞,把它化作动人的意象。这类意象或意境总有些迷离恍惚,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唯其如此,言外之意,画外之境才更加繁富,更加耐人寻味。这首词就大量采用比拟、双关的修辞手法,以物拟人,写物兼写人。物与人犹形与影,若合若离,显得明明丽丽而又影影绰绰。遗其形而得其神。像“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以多情的人来比拟无情的花,以人的情态来表现花的容貌,妙不可言。联系上文“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前者描述欲放未放的花苞,这里展示已开但未全开的花朵。而联系下文“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写花之外,又分明是在写人,由扬州风物写到扬州风情,从而勾出“鬓成丝”的迟暮之感。这样,就大大丰富了作品“恨春易去”的命意。遗貌取神,离形得似,这大概就是构成清空高远境界的一种有效手段。
姜夔还惯于采用避实就虚、提空写景的方法。例如芍药枝头的蓓蕾,在春雨的催发下迅速膨大,不断发生变化。那过程,那状态,极其微妙,无法实言。在姜夔的笔下,它表现得非常简洁,也非常生动:“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弄诗句”是酝酿诗情的意思,它确乎比较抽象,没能把花苞受雨后迅速发育成长的状况具体地显示出来,但却深刻地揭示出变化的微妙以及含蕴其间、难以言说的诗意美。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