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光下烛将飞剑，真赏重鸣既哑钟。
砥砺若为酬睿睠，驱驰何敢叹尘踪。
仙翁更借提携力，竹杖由来解化龙。
神光下烛将飞剑，真赏重鸣既哑钟。
砥砺若为酬睿睠，驱驰何敢叹尘踪。
仙翁更借提携力，竹杖由来解化龙。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这是一首即兴诗，写雨后漫步花园所见的衰败景象。诗中摄取的景物很简单，也很平常，但平中见奇，饶有诗趣。
第一句“雨前初见花间蕊”。蕊（读rǔ），花心。这句是倒叙，作者追忆雨前的花园景象，意思是说：下雨之前，花儿刚刚开放。“初见”二字，表明诗人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欣赏，刚刚见到花开，天就下起雨来了，只好躲进屋中，等待雨晴，这两个字写出诗人赏花不成的遗憾心情。
第二句“雨后全无叶底花”。这句写眼前景象。意思是说：不料久雨过后，连一朵花也见不到了，全在雨水中凋谢了。“全无叶底花”，这几个字内容丰富。一、写出明处的花全被雨水打落了。二、写出诗人不甘罢休，拨开花叶，想找到藏在叶底的没受雨淋的花来，可见赏花之心多么热切。三、“写出连叶底的花也“全无”一朵，整个花园一片浓绿，锦色全无，这是多么令人失望、令人惆怅啊！
第三句“蜂蝶纷纷过墙去”。这句写到蜜蜂和蝴蝶的失望。蜜蜂和蝴蝶也是喜花爱花的，它们在久雨中好不容易盼到天晴，兴冲冲地飞到诗人的庭院，结果大失所望，不得已纷纷飞过墙头而去。现在，不但花儿没了，蜂蝶也走光了，诗人的庭院真是寂寞极了，诗人的心也是伤感极了。这句通过描写蜂蝶的飞走，加深了抒情的意味，使惜春气氛更加浓重了。
第四句“却疑春色在邻家”。这句是写诗人的心理，紧承上句写来。诗人看到蜜蜂和蝴蝶纷纷越墙而去，内心忽然产生一线光明，他不禁猜想：莫非春色还保留在邻家吗！不然的话，蜂蝶怎么飞过去了呢？如果是这样该有多好，自己便可以追随蜂蝶，前去欣赏了。作者内心伤春惜春的心情和眼前自然景象巧妙接合，既赋予蜜蜂蝴蝶以人格精神，又暗暗流露作者的内心感触，两者神态、心理写得活灵活现。其中，“却疑春色在邻家”，可谓神来之笔，造语奇峰突起，而又浑然天成，令人顿时耳目一新。这一句是全篇精髓，起了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经它点化，小园、蜂蝶、春色，一齐焕发出异样神采，妙趣横生。古人谓“诗贵活句”（吴乔《围炉诗话》），就是指这种最能表达诗人独特感受的新鲜生动的诗句。
这首七言绝句，精巧地选择雨晴后的景物，来进行生动的描绘，表达了作者的惜春之情。
这是一首怀念友人的抒情小诗，此诗通过回忆以前与友人冯秀才分别时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和友人之间的深厚友谊。诗人运用了“时空交感”的艺术手法，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遥远的“时间中的图画”和辽阔的“图画样的空间”，大大地增强了读者的视觉纵深感和心境沉重感。
诗一开端，诗人便运用了“时空交感”的艺术手法，把读者带到“时间中的图画”和“图画样的空间”中去，大大地增强了视觉的纵深感和心境的沉重感。“长洲苑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是写诗人的眼前景与此时情。“长洲苑”，在今苏州之南，太湖之北，是吴王阖闾曾经游猎的地方。这自然写的是空间。“萧萧”，形容草木摇落的样子。苑外草枯，既扩大了空间的范围，又表现了时间的变化。一句话，不但把发生在遥远的岁月里的往事，突现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而且把诗人独立苑中、无语凝望的神情，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大概那年送别冯秀才，正是深秋的季节，所以诗人蓦然见到草木摇落，不禁屈指计算起“游程”来，这才记起那已是遥远的岁月了。于是把往日之情与今日之思交织在一张友谊的丝缕中，生动而形地表现出他们之间的脉脉深情。“游程”，是空间；“岁月”，是时间。在这短短的一句诗中，时空交错，今昔互映，有效地扩展了诗的境界，丰富了诗的意蕴，加深了诗的情感，这便是“时空交感”的艺术效应。
“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真正的友情，是不可能被流失的时光所淡化的。此句是写诗人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中。岁月虽然是那样的遥远，但当年依依握别的情景，却至今历历在目。
趁着向晚的暮烟，顶着淅沥的秋雨，走过寂寞的枫桥，奔向遥远的他方，这情景是永远不会在世人的记忆里淡化和消失的。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花一点笔墨去描写自己如何伫立着、凝望着，直至冯秀才的瘦影消失在那暮烟秋雨之中，仅仅用一“过”字，而“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画面，却分明地浮现在读者的脑际。“枫桥”，在苏州市的西面，不少诗人都写过它。张继的《枫桥夜泊》，这首诗一作张祜的作品，也是题作《枫桥》的。因为冯秀才在“吴中”，所以这首诗中出现的地名，都是“吴中”的名胜。“别时”与“至今”是今昔的对映；“过枫桥”是空间的转换，它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遥远的“时间中的图画”和辽阔的“图画样的空间”。要知道，时间与空间，是一切事物赖以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也是一切艺术形象赖以附丽的基本形式，所以总结古典诗歌的时空艺术设计，是提高诗歌的鉴赏水平和创作水平的不可忽视的一环。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