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七言律诗,首联“黄鸟翩翩杨柳垂,春风送客使人愁”,诗人选取最能表现春天时令的“翩翩黄鸟”、低垂的杨柳、和煦的春风,勾勒一幅明丽的春景图。友人离别,凄楚可知,与知交分离在即,不能共同来享受这良辰美景,内心不能不倍感“悲”愁。而诗人却以明媚的春景来衬托这种内心的“悲愁”,更反衬出内心“愁”怨之深。情寓景,景异情,情景相对,富有艺术魅力。
三四句“怨别自惊千里外,论交却忆十年时。”写友人此别离,将远去“千里”,日后难得相见,由“惊”而“怨”。这是“愁”的原因之一;以友情来说,与李寀并非一年半载短暂之谊,而是有“十年”交往的深厚感情。此次分手,各奔东西,相距千里,不可能不“悲”伤。这是原因之二。高适在《邯郸少年行》里有:“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的;而他和李寀的交情,经过“十年”的考验,更显得纯洁无瑕,肝胆相照。在此临别之际,更觉珍贵,更值得回“忆”,同时也愈增添了离别的“悲”伤,将过去现在融于一联,突显出深厚交情和怨别愁怀。前四句中诗人运用反衬,以回顾曲折之妙笔,将临别之际内心的复杂感情描摹得深婉动人。
前四句侧重于临别前的复杂心理描写,三联则转入分别后的形象刻画:“云开汶水孤帆远,路绕梁山匹马迟。”云开日出,春光格外艳丽,但友人“远”去的一叶“孤帆”却飘然而逝,只剩下诗人匹马单骑,“绕梁山”而回返。一个“远”字,一个“迟”字,这两个字表象述意,十分精妙。所谓远者:表现了诗人目驰神往,极力眺望友人“孤帆”远去的神态,也曲折传达出此时此刻诗人内心的复杂心理活动:正因为山长水远,见面无由而产生的巨大怅惘和迷茫,从而在主观上产生一种遥远之感。而一个“迟”字,正是这种主观感受的形象写照。
尾联“此地从来可乘兴,留君不住益凄其”,再回应前文,直抒内心的凄然之情。第一句,先宕开一笔,春光明媚,正可乘其兴致,畅叙情谊。而友人去意已定,“留君不住”,自是倍感“凄其”。用典而不着痕迹,借其一端发挥出深长的诗意,正是高诗“篇终接混茫”(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三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的本色。
此诗起句以景衬情,然后以“千里”、“十年”补足“悲”伤之由。继而写分别后的极度惆怅,最后再正面点出“凄其”之情。格调舒缓,语言流畅自然,使一腔“悲”“怨”之情如潺潺细流,曲折蜿蜒而出,凄楚缠绵,在以豪放著名的高适诗中确为别具一格之作。
首联两句,直写诗人隐居之乐。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孟夏草木长,绕屋弄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处“竹树绕吾庐”句,即用其意。虽然从字面上看,只是描述诗人居所的环境,但却透出一种自得欣愉之情。“清深趣有余”为全诗主旨所在。“清深”二字,既指竹树围绕居所那种清幽深静的环境,也指隐居生活之趣的性质。可以联想到杜甫《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首联两句,实已奠定了全诗的基调。
颔联、颈联便具体写清深之趣。“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两句为物趣:白鹤久久地立于水中,一动不动,似乎也在享受着一份悠闲;蜜蜂则驻足花上,并不穿梭往来,仿佛是有意疏懒。两句虽是写物,却带有诗人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谓鹤闲蜂懒,其实都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正因为诗人的隐居生活是那样的闲适自在。所以在诗人眼中,一切景物便都带有悠然自得的特征。然而,这种主观色彩的渗入又未改变景物的客观形态,即是说,在诗人笔下,景物描写仍是白描,而不同于变形、夸张。对于形成平淡自然、清幽静远的诗风,此种手法有着直接的作用。“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转写人事之趣。诗人酒醒之后,仍觉酒意未去,头脑昏沉,恹恹如病,欲读书而不能。于是荷锄下田,做一些农活,而春日的树荫恰好挡住了太阳,别有一番情趣。本来,酒病而妨开卷,是件令人不快的事,但是人林逋既以隐居自乐,则读书并非每日必修的功课,更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对于他,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兴之所致的娱情悦志的方式,恰如陶渊明之“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所以,酒病碍于开卷,却不妨荷锄而作,同样可以得隐居闲适之趣。尤其当春日树荫仿佛有意移向诗人劳作的地方时,这种闲适之趣、田园之乐就更为明显,真正是“清深趣有余”。
尾联“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则是借写诗人喜爱古代描绘渔樵生活的图画来说明此种清深之趣与古人相同。古代的高士图、隐居图,多撷取这些高人隐士渔樵生活的场面,以表现他们远离世俗,恬淡自适。诗人说他喜爱这类图画,其实是想说他目前的隐居生活恰与古代的高人隐士相同,一样可以写入画中。诗人不便直说他的行迹心境可以媲美古人,那样会有自诩之嫌,而如此表述,则意在言外,既表明了诗人对古人的思幕,又道出了诗人对隐居生活的满足,同时还使诗歌在结构上富于变化,耐人寻味。
此诗受陶渊明的影响较深,或是一首拟陶之作。若论质而自然,此诗有所不及,但诗境、旨趣,颇为相近。
全诗以向人夸赞的口吻,新颖的笔姿,轻松的情调,清淡的语句,写隐逸高趣,和谐而又完美。有一种“咏之令人忘百事”(梅尧臣语)的艺术魅力。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第一首,秋日杀,万物凋而百感集,古有“悲秋”者悲秋之萧瑟,“病秋”者病秋之隐沦,“惊秋”者惊韶华逝而年岁晏之速。少陵于此首亦融悲、病、惊,伤物残而叹自身老大难有成。
新的季节缓缓渗透弥漫并取代旧的季节,诗的境界中季节却若闻鼓而起,鸣金而息,皆是突至突离。春日瞬间吹生百草,“千树万树梨花开”。而秋日就如主刑杀的神,化片乌云持镰刀拂过这世界,在湿润和清冷中将一切带走。“雨中百草秋烂死”,仿佛秋光眩晕,零雨其濛,顿时熄灭世上一切生机,而“阶下决明颜色鲜”,此句的急转令读者仿佛忽见秋雨昏昼中一星微光,决明在雨水中颜色光鲜,居于自己青春的光景,天真地向季节的刀刃炫耀着初生的花叶。“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翠羽盖是富家华美的装饰,黄金钱更是富贵的象征,然而这不过出自小植物微弱的生命,只是瞬息的现象,决明仍“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着自身生命的秘密。越是鲜艳亮泽的颜色越是难久长而令人叹惋,仿佛拥有了润泽美好的形象,也就同时拥有了秋天的诅咒,若乐府中言:“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一待秋色深,便无复“翠羽盖”与“黄金钱”。小植物便终究是小植物,在秋风中无助地凋零,甚至来不及叹息,故言“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至此处决明之悲渐伏,而自身之悲渐起,决明之生命正如书生之生命,于人世昏暗之时独居内心一隅,经营超然的诗书,本草书中言“决明”其物有明目去翳之功,诗书亦复如是。而诗书文字之美,意象之璀璨,亦若“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在纸上无比煊赫。然而书生只是纸上的豪杰,斗室的君王,当人世之秋忽至,生命于困顿的迷宫中,也只如波德莱尔诗中信天翁,坠落甲板,“笑骂尽由人”,才大无所用,只显斯文之迂阔。“凉风萧萧吹汝急”是恒久的恐惧,“恐汝后时难独立”是残酷的烦扰。“堂上书生空白头”:“书生”是青春朝气的称名,也是受人敬仰的身份,然若所读书终未能转为功名或入世之资本,“书生”便只代表了迂腐与弱势,在吴敬梓的小说中受人讥笑老死书斋,“堂上”这一溢着书香的地点也便成了隔绝、闭塞、无能于外界的象征。而“白头”也只“空”,昔年的寒窗苦,去岁的俊逸诗,皆随头发的白色化作一片虚无。书生面向浑浊的窗外,外面的人世是无底的渊蔽,独立的出路是百绕的死结,在无尽的焦虑与无奈的尽头他将关注点暂时转向风中决明馨香的安慰:“临风三嗅馨香泣”,那香气瞬息、缥缈易逝的品质也正如他的诗,和他的生命。
第二首中,秋日的昏昏之咒由内心向外界弥漫开去,秋风洒落,而秋雨却繁腻不绝,纷纷若世之喧嚣,缥缈如病中呓语。“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整个世界都蛰伏在一片乌云之下,齐奏着同样颓然、绝望的主题,人生如飞蓬,此时亦无路。“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世界如此浑浊,物皆不辨,道者无存。古者天人交感,泾渭水之清浊不辨,应是射人世之道理毁,伦理乱也。若孔子无奈伤获麟,泾渭不辨亦是不安的征兆,带来令儒者窒息的迷阵。古者农业乃天下之本,却是“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妇田父无消息”,“禾头生耳”乃言雨中禾叶卷,如耳之形,却亦言为天下之本、黎民口粮之禾的颓丧脆弱,禾头生耳,倾听世上的呜咽而无策。而农妇田父之音亦隐沦雨中,根基之没,国难久持。“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言世之目盲,“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妇田父无消息”言世之聋哑,仇兆鳌《杜诗详注》中亦言此乃刺杨国忠恶言灾疫,四方匿不以闻。然世之风雨如晦,亦非皆由一人而起。“城中斗米换衾裯”卢注言:“疗饥急,救寒缓也”,实已非斗米、衾裯的价值问题,而是道之毁的哲学问题:“相许宁论两相值?”世之失道,国之本失其位,民苦,贤哲居陋巷而佞者塞庙堂。少陵以此市井物价之疑问,抒苦道隐之惶然,亦叹现实自身命运之不甘矣。
第三首又从广阔的外界回到自己的斗室,“长安布衣谁比数”,少陵多有自称“布衣”、“野老”之辞,实不甘也。“谁比数”可较太史公《报任安书》言“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意绝之至也。而“长安”亦不过客居之地,“反锁衡门守环堵”亦是绝望之举,路穷则独守一隅,实也不过是暂时的避世,避开内心纠结无解的困愕。将烦忧锁在门外茫茫世界,门内的心还念念不忘欲与其汇合。“老夫不出长蓬蒿”,相比隐居的寂寥,更多是郁郁不平与刻意求静的痛苦。风雨中无忧无虑奔跑嬉戏的孩子却给诗中添了新鲜的颜色:“稚子无忧走风雨”。同时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给人以忧虑的悠长:如此单纯的孩子未来能承受多重的阴霾很难说。“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外界溢入的雨声和寒意又唤起心中恒久的幽灵,欲“奋翅起高飞”而复深觉身居此困厄、混沌之世。无奈而于末尾作楚吟:“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仇氏《杜诗详注》中言:“日者君象,土者臣象,日暗土污,君臣俱失其道矣”。杜诗中末句常作此等疑问,他一生都似在这种等待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