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主题思想即恒道。
“愚公移山”故事出自《列子》。《列子》文本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也正是对《列子》文本中核心思想的充分注解:
首先,“愚公移山”故事象征了“道”的永恒性。联系其他篇章,从《列子》一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分析即可看出,《列子》不但继承了《道德经》关于“恒道”的思想,而且从过程论的角度予以了发挥。《天瑞》篇在论及阴阳的时候分别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来指称天地化生的不同阶段。最后,作者又以“一”到“九”的数字象征大道循环往复的运动。而“愚公移山”故事中子子孙孙无穷尽的意象实际上可以看作大道永恒而生生不息精神的寄托。其次,故事表达了道家的“抱一”观念。这种观念起端于老子《道德经》,并且被《列子》、《庄子》等道家著作所继承和诠释。道家讲的“一”乃是基于“道”的整体性、永恒性、化生性而提出的重要概念,体现了哲学的高度抽象。《道德经》称“道生一”,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引伸到社会人生方面,“抱一”即表现为行事持之以恒,具有坚定信念。愚公虽然年纪很大,但却坚信可以搬走两座大山,并且率领子孙挖山不止,以实际行动履行了道家的“抱一”精神。
张湛《列子注》之后,“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广泛流传,但更多时候这个故事已经脱离了《列子》引用这则故事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的注脚,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的一个独立故事,当然这也立足于故事本身的可延展性和多元解释的可能性。正因为这样,该故事在文学、哲学、甚至是民间信仰中都得到了新的解读。
愚公何德,遂荷锸而移山;精卫何禽,欲衔石而塞海。(南北朝\庾信《拟连珠四十四首》之三八)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
唐·丘鸿渐在《愚公移山赋》里也提到了愚公形象,他说: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昔太行耸峙,王屋作固。千岩纠纷,万仞回互。蓄冰霜而居夏凝结,联源流而飞泉积素。爰有谆谆愚叟,面兹林麓。怆彼居之湫隘,惩祁寒之惨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当算亥之年,宁忧就木。
世人始知愚公之远大,未可测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傥若不收遗男之助,荷从智叟之辨。则居当困蒙,往必遇蹇,终为丈夫之浅。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叹曰:事虽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齐物同於指马。我修词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谅归功於大冶。在这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
人道大于天道,天地同心,人能感天,这是唐代人通过解读愚公移山而得到的哲学思想和精神。不论是究其“志气”、“自成”,还是“精诚之心”,都是持肯定、赞扬的态度来肯定愚公这个形象的。以此训寓后人。
传统的叙事寓意指遇上困难时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持之以恒,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经典的叙事手法,而且寓意深刻。
《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寓言故事。它借愚公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有移山填海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说明了“愚公不愚,智叟不智”,只要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定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
文本中插入了愚公和智叟二人的对话,蕴含着寓言所特具的哲理,颇能发人深省。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
智叟的“笑”,是对愚公移山不屑一顾的轻蔑情态;智叟的“止”,是对愚公移山不以为然而进行粗暴的干涉。这个自以为多智的老头子,在他的眼里,愚公能移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脱口而出,给愚公泼冷水。智叟讥笑愚公笨拙,所持理由与愚公的妻子相同,便两者态度迥异,一个是自视其高,加以阻挠,一个是提疑问,目的是为解决问题。
智叟,智于其表,愚在其中,因此愚公对智叟的冷嘲热讽,先报之以一声长叹,表示遗憾想不到智叟竟是这样的木然无知,接着,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出语尖锐犀利,毕露锋瓦。这段话含有很大的思想空量,阐述了“有限”和“无限”的朴素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表现了愚公迎难而上的精神。
智叟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力”及山高难以削平的一面,而看不到人类延续不断及山不会增高的一面,所以堪称“固不可彻”,比起愚公的目光来实是短浅。愚公藐视大山,敢于移山,知难而进,坚韧不拔,是因为他看到了人的作用,通过努力,事物是能够转化的。由此可见愚公形愚而实智。
文章篇末以移山取得了最后胜利,矛盾获得了解决,作为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由于古代生产力和自然科学不发达的缘故,往往幻想着能有超人力量来帮助人们移山填海,征服大自然,所以作者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写“操蛇之神”听说愚公要永不停息地挖山而害怕起来,将此事告诉了“天帝”,“帝感其诚”,就派遣了两个大力士把两座大山背走了。
这显然是神话,在客观理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当时人们有“人定胜天”的强烈愿望,和变革大自然的雄伟气魄,也反映了作者对作品中所阐述的哲理思想的坚信,以神话的形式给予了肯定。寄未来理想的实现于神话,寓哲理思想于想象,作者这样写,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精神是得到鼓舞,在情绪上受到感染。
这则寓言在写作上,有两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第一,对比手法的运用相当成功。为了突出愚公“挖山水止”的精神,强调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哲理思想的正确,就以“子子孙孙无穷匮”与“山不加增”对比;为了表现移山时不畏艰险的气概,激励人们去掌握这一哲理思想,就以“年且九十”的愚公,“子孙荷担者三夫”的家庭,“始龀”的助手,与“方七百里,高万仞”的两座大山对比;为了说明愚公并不愚,智叟并不智,显示这一哲理思想所产生的威力,就以智叟的一开始的“笑而止之”与被驳后的“无以应”对比,等等,在对比中逐步完成了愚公艺术形象的塑造。
第二,故事情节的安排比较巧妙。全文篇幅短小,然而却写得曲折多姿,波澜起伏,加之行文紧凑,笔墨舒洒自如,令人读后兴味盎然。文章摆出了人和山的矛盾,写愚公“聚室而谋”,全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接着就该是行动起来一起移山,谁知愚公之妻献疑,产生了波折,而所疑的都是移山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解决,那人和山的矛盾也就不能解决。经过讨论,商量了办法,出现了移山劳动的盛况,接着就该是苦战不休,不料跳出来个智叟,形成了移山的阻碍,老愚公就和智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揭示出寓言所包含的哲理思想,这样既突显了愚公精神的可贵,同时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在一个仅有三百余字的简单的故事里,将较多的矛盾集中起来描写,能够收到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否则顺流平坡地写下去,还不只是索然寡味,更重要的是所要强调的内容得不到强调,不能使主题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圆满地表达出来。一般地讲,从简单中见复杂,在情节安排上并不容易,因此处理得不好,就会使人感到复杂中仍然显得简单。《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简单,但由于在情节的处理上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从矛盾相继出现的尖锐性上去显示复杂性,这样就增强了文章跌宕的气势,引人入胜。解决矛质,没有简单化,愚公说服其妻,不是以空话大话压服,而是靠众人拿出办法;驳倒智叟,不是泛泛顶撞,而是据理而言。愚公的“理”,非等闲之论,它是作品中哲理思想的精髓,字字如锤击出的火星,句句似脱了弦的利箭,都是性格化的语言,又都是有哲理思想深度的语言,。正是如此,理直才能气壮,理屈必然词穷,愚公驳得智叟哑口无言。两个人的辩论将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使寓言的寓意得到充分的展示。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两句,词人追忆起北宋都城汴京昔日的繁华景象,同时也指出了北宋曾经坐拥万里山河,现在却都成了陈迹。 “曾”字,点明了这一切繁华都已经在历史舞台上落幕了,如今词人已经是亡国之君,沦为敌人的阶下之囚。后面的“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三句,词人将昔日汴京的繁华之景具体化了。 “琼林玉殿”极力表现帝王之家的奢华, “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极力展现帝王生活的放纵无度。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两句,词人写昔日万花丛生的汴京城,如今已是人去城颓,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一派萧条破败的景象,尽管自己现在置身于尘沙漫天的茫茫大漠,但那汴京城的繁华却经常在自己的梦中萦绕不去。 “花城”二字,形象地表现了汴京城昔日的繁花似锦, “春梦”寄托着词人在被俘之后对故国的无限思念之情。结拍的“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三句,写的是词人梦醒之后的情思,说他听到羌笛阵阵,想起自己现在身处漠北,已经陷于囹圄,国家已亡,山河破碎,无处为家,怎么忍受得了吹奏《梅花落》的乐声所带来的痛苦。
词的上片追忆亡国前汴京城的繁华,通过对昔日汴京生活的追忆,抒发了词人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词的下片虚实结合,写词人被俘之后的愁苦,将词人心中的思国之愁和亡国之痛表现得韵味悠长。全词忆昔伤今,言辞简练但余味悠长,将复杂的感情梳理得具体,将亡国之君的亡国之痛和思国之愁表现得真实可感。
此词的作者生活在动荡的五代十国之际,他曾做过后蜀的永泰节度使,进检校太尉,加太保,可说是位极人臣。然而蜀主孟昶究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后蜀终为赵宋所灭。鹿虔扆品性高洁,不仕新朝,得到了自由之身。然面,当他重游故地,看到当年的雕梁画栋变成了而今的残垣断壁时,不觉“中心摇摇”,一种强烈的黍离之悲油然升起在心头。
笔下全是景,景中全是情,是这首词的最大特点。在词人的笔下,完全是一片荒凉而凄清的景象。词人虽也写“金锁”、“重门”、“绮窗”、“翠华”、“玉楼”,但这些不过是以当年曾经的繁华富丽来反衬此时的悄寂荒颓。揭示出正是这国破家亡的惨史才使得昔日的繁华如被雨打风吹去。在词中,词人不用一句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而是笔下全是景,几乎将其目之所及、身之所感的景物写尽了,但“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诚然,没有单纯的写景,写景的目的总是为了抒发一种情怀,在这首词中,词人抒写的是他的亡国之隐痛,因而景中蕴含着的又全是一片哀情。
王国维说:“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在此词中,词人没有让自己露面,然而在词的字里行间却隐现着他“行迈靡靡”的身影,喟叹着他“悠悠苍天,彼何人哉”的心声。“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本是自然的场景,此刻却染上了词人的心绪,于是,又升发出一种物是而人非之感。就这样,“绮窗”带上了词人的愁而对秋空,“藕花”含蕴了词人的哀而泣香红,暗伤亡国,一缕幽恨,都赋予秋空、野塘。将无知亦无情的景物写得如此富于情致,正是词人内心无限悲怆使然。“神于诗者,(善将情、景)妙合无垠”,作者以无一字写情,而笔笔关情的高超技巧将内心的黍离之悲抒写得如此有致,使人们仿佛可以从他笔下的景物中看到他忧患的面影,听到他悠长的叹息声
这是一阕文人写的最早的爱国词。沈雄《古今词话》上卷引倪元镇《云林》称此词“而曲折尽变,有无限感慨淋漓处”。谭献《镡评〈词辨〉》卷二:“哀悼感愤。”所谓“曲折尽变”,是因为它表示“感慨”、“感愤”,并非秉笔直书,而是通过“抚今追昔”移情于景,借景抒情,并以“烟月”、“藕花”无知之物,反衬人之悲伤,烘托、渲染,而愈觉其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