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方辞腊，今朝又得辛。
一天回暖气，九陌动游尘。
心爱青藜杖，多年伴老身。
前日方辞腊，今朝又得辛。
一天回暖气，九陌动游尘。
心爱青藜杖，多年伴老身。
“山远”两句，叙景随情移。“翠眉”，青翠的山气。此言秋日重阳本是登高揽胜的好时节，但因为词人心情抑郁，即使远望寒山虽是空蒙蒙地带着青翠欲滴的山气，在他心目中也是感到凄凄凉凉，使他不忍细睹。
“菊花”一句，以人拟菊。“杜秋娘”，泛指美丽动人的歌妓。此言秋菊傲霜迎风，枝干细长，好像一位婀娜多姿的歌妓一样楚楚动人。“净洗”两句，房中插菊，点重阳（九日）景色。词人说：我将绿玉杯洗涤得干干净净，并打来清冽的井水放进杯中，插上我为您专门（指吴见山）摘来的菊花，拿来您这儿，让它散发出阵阵清香吧。
“乌帽”两句，写自己已老。言自己虽然用黑色的帽子遮盖住白头发，以免显露出自己的老态来，但是秋风狂劲，仍旧不时地要从头上的“乌帽”中，吹飘出白发来。
“一年”一句，直叙去吴见山家饮酒。词人说：我在这一年中的重阳佳节，就在老朋友家的西厢房中醉酒度过去算了。“秋色”两句，写自己心中抑郁，愁闷的原因。“秋色”、“雁声”与“斜阳”，都是词人对景思亲，感慨自身已入暮年却仍羁旅在外的哀愁的根源，所谓触景生情也。故周邦彦《玉楼春》词有“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之叹；而元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中也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哀伤；李商隐也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哀叹。这些与梦窗此词的结尾两句，何其相似。
这首诗是写契丹风土。前八句展示大漠景色，春草万里，百花烂漫，契丹人成群结队地歌舞游牧，洋溢着放浪欢快的气氛。次八句描绘打猎场面，在猎人、猎鹰与天鹅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契丹人骁勇尚武的精神。后八句说明天鹅味美，价值昂贵，极难猎取，从天鹅腹中的新姜得知其一昼夜即从中原飞到漠北，收束精彩。全诗内容新奇，语言明快，节奏跳荡，纯用白描，在姜夔诗中别具一格。
第一韵四句，概言契丹人文、自然风光。契丹人居于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地界，河之南为沙漠，河之北为牧区，故云“家住云沙中”。契丹人善于驭马驾车，次句“耆车如水马若龙”，言其车、马气势之盛。春到草原，景色最美，“草色一万里”，言最朴素，亦最见特点。“芍药牡丹相间红”，则是南人不见北地风光而带有理想色彩的描写了。
在展开了这一春天草原美丽景色的大背景后，第二韵转写契丹人的浪漫生活：大人牵车前行，小孩欢欣起舞，女子弹奏琵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渔猎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所以“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是对契丹游牧生活的精当概括。
草原上的民族往往兼长骑、善，诗中第三韵以后专写打围之事。天鹅亦称“鹊”，羽毛纯白，体大颈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春季北迁，内蒙高原的湖沼正是其栖息地，“平沙软草天鹅肥”七字，将春天时节的天鹅及其生活环境作了准确描写。“胡儿千骑晓打围”，可见合围的气势。“皂旗低昂”，以旗帜的起伏作铺垫，“围渐急”自然而出。惊作羊角凌空飞”，庄子《逍遥游》以“羊角”一词用于鲲鹏，天鹅健飞，以“羊角”之曲折上升的旋风写天鹅惊飞，正见与“千骑”、“皂旗”相适，有峭拔、劲健之风。骏马善跑，对冲天而起的天鹅却无可奈何，于是猎鹰出场了。
此诗第四韵首句“海东健鹘健如许”，显见对海东青的赞叹之意。健鹘立于韝上，随时准备出击猎物，故曰：“风生看一举”。由于天鹅与海东青均善飞，此番追逐当非短程，“万里追奔未可知”言此意。但是，海东青毕竟攻击力非凡，并未追奔万里，亦未驱驰多时，已忽然见到毛羽纷落，虽未明言天鹅被获，但其意已出。
第五韵继言天鹅：由于天鹅难得，其味尤美，故赏金极高，且只有贵族才得食。“平章俊味天下无”，言品尝其味，鲜美异常，为天下所无。为得此美味，“年年海上驱群胡”，言每年春天，契丹族都投入众多人力来打猎，天鹅栖于湖沼，北方称之为“海子”，故曰“海上”。“一鹅先得金百两”，言“先得”之为贵。
“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须猛禽追猎，是因其善飞，最后一韵补言此意：“天鹅之飞铁为翼”，以铁翼状其善飞。“射生小儿空看得”，即使长于猎射者也无可奈何，《史记·李将军传》言匈奴有射雕手，后引作善射者，“射生小儿”技不及此，当然只能“空看得”了。
结尾二句脱出寻常蹊径，别换一角度来写，言天鹅腹中有新姜，使人惊怪，姜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仅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裁培，因此，这新姜原来是天鹅在江南所吃的隔夜之食，经宿而从江南飞至辽域，岂他鸟可及。
观《契丹歌》确有“散漫纵横"与“放情”的特点。诗中一、二韵的八句，其实已概言契丹的风土习俗，但意犹未已，纵笔详写合围天鹅事，以千骑打围、健鹘追击、天使走送分别言之，最后突出奇笔，以腹中之新姜宿食补写天鹅之善飞，戛然而止。这不仅让人看到白石善写梅、荷、杨柳等江南风物，长于吹萧调筝等才子生活的另一面，从中体味出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向往之情，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作变换角度之笔，有变幻超忽之妙。作为“放情”之作，并不过于注重经营结构，堪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作者虽无直接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具有奇情妙思，故写来不乏真切动人之致。如“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之写契丹浪漫生活，“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之写围猎场面，“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邀功急送，都历历如绘。至如写猎鹰的四句：“海东健鹘键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充满动态，是传神之笔，末句更有“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班固《西都赋》）之势，较之杜甫《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酒平芜”，自有其不同风貌。诗中写景之句。如“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有巨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平沙软草”四字则抓住了漠北早春的特征，均可谓长于表达。写天鹅的“惊作羊角凌空飞”，“天鹅之飞铁为翼”，都有浪漫的气息，想象的色彩，尤其是结句之宿食新姜，更是奇思所在。
全歌自始至终以“龙”比喻晋文公，以蛇比喻追随晋文公的臣子。前四句为第一部分，以龙飞天下，喻指晋文公前后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以五蛇追随辅佐，喻指其追随者的情况。据《史记》，重耳流亡，足迹遍及于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是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五位贤士，《左传》所述五人与此有出入。
后六句为此歌的后一部分，说重耳返晋，即位后的事。歌中以龙施露雨于四蛇，喻指五贤士中四人得其封赏；羞于封赏而槁死于中野的“一蛇”，则是指介之推。按之《史记》与《左传》，介之推都不在五人之中；这是先秦系统的《龙蛇歌》与史书记载的一点重大差别。至于介之推“羞之”的原因，《左传》与《史记》中都是说得很清楚的。介之推认为，重耳之得以回国立为晋君，乃是天意，而赵衰、魏武子等人“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而竟获得封赏，这是“上（指晋文公）下（指赵衰等人）相蒙”，对于这样的君臣，是很难与他们和谐相处的。可见所谓“羞之”，也就是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故归隐绵山，至死不出。
从自全名节、洁身自好的角度说，介之推确实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清高之士的一个典型。我国古代相传至今的寒食节——清明前一日禁火，有一种说法认为即是为纪念介之推被焚而设，足见介之推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文公的封赏，从历史记载看来，大体上是做到了论功行赏且是甚得民心的，故《史记》说：“晋人闻之，皆说（悦）。”介之推全盘否定文公的封赏，并由此而宁死也不愿为其效力，平心而论，其看法与做法都是过于偏激、并不可取的。
这首《龙蛇歌》的特色是通篇用比。古代诗法“赋、比、兴”中的“比”，在近代修辞学中可以大别为“比喻”与“比拟”两大类。“比喻”，即打比方，以甲物比乙物；“比拟”，则是将物拟人（简称拟人）或将人拟物（简称拟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把红海棠花说成“红妆”（穿红衣服的女子），是拟人；“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白居易《女道士》），把肌肤白皙、穿着素净的女道士比成半峰白雪、一枝白莲，是拟物。《龙蛇歌》以龙蛇比君臣，也是属于拟物一类。“比拟”的写法较之直言的“赋”体，从消极一面说，可以避免过分的直露；从积极一面说，则是可以更加婉转曲达自己深刻的内心体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龙蛇歌》中的“拟物”，与一篇中部分采用拟物的手法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法存在，而且已成了全篇的一种基本构思。因而，作品不仅在具体字句上具有比喻性，而且在全篇文意上具有象征性——在这看似新奇的童话般的动物世界里，真正在上演的乃是一幕幕风云变幻的人间的活剧。至于此诗的语言风格，与绝大多数早期古诗一样，显得相当平浅朴实；但由于所述内容关系到一个有名的君臣关系的故事，且延伸及于有关民情风俗的“寒食”节，所以虽只短短十句诗，仍是颇为耐读、颇让人寻味的。
这首诗的主旨，前人多遹阐述。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已经透露出西周开国君主文王、武王的业绩所起的继往开来的作用。在周族的漫长艰苦历程中，最早是周始祖后稷被封于遹邰（在今陕西武功），至十代孙公刘由遹邰迁到豳（在今陕西邠县），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周太王）又从豳迁到岐山（在今陕西岐山），都是具遹里程碑意义的。在文王、武王父子两代，文王继承前代的功业，当了“西伯”，殷纣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为灭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武王秉承父志，又进一步扩展势力，再建都于镐京，终于完成了灭殷的统一大业。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武王的子孙面临的是如何巩固基业的问题。《文王遹声》末章说：“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正点明了这个要害问题，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遹它的特色，可供借鉴：
（一）按时间先后顺序谋篇布局。周文王、周武王同是西周开国的君主，但他们是父子两代，一前一后不容含混，因之全诗共八章，前四章写周文王迁丰，后四章写周武王营建镐京，读之次序井然。诗题《文王遹声》是套用《诗经》的惯例，用诗的开头第一句，但也很好体现出周武王的功业是由其父周文王奠定基础的。
（二）同写迁都之事，文王迁丰、武王迁镐，却又各遹侧重。“言文王者，偏曰伐崇‘武功’，言武王者，偏曰‘镐京辟廱’，武中寓文，文中遹武。不独两圣兼资之妙，抑亦文章幻化之奇，则更变中之变矣！”（方玉润语）
（三）叙事与抒情结合，使全诗成为歌功颂德的杰作。前四章写周文王迁都于丰，遹“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王公伊濯，维丰之垣”等诗句，叙事中寓抒情。后四章写周武王迁镐京，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等诗句，也是叙事中寓抒情。特别是全诗八章，每章五句的最后一句皆以单句赞词煞尾，赞美周文王是“文王烝哉”、“文王烝哉”、“王后烝哉”、“王后烝哉”，赞美周武王是“皇王烝哉”、“皇王烝哉”、“武王烝哉”、“武王烝哉”，使感情抒发得更强烈，可谓别开生面。
（四）巧妙运用比兴手法，加强诗的形象感染力。如第四章“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四句，是以丰邑城垣之坚固象征周文王的屏障之牢固。第八章“丰水遹芑，武王岂不仕”二句，是以丰水岸边杞柳之繁茂象征周武王能培植人才、使用人才。
（五）全诗用韵也富于变化。每章的前四句用韵，或者是句句用韵，如第一章声、声、宁、成叶耕部韵；或者是隔句用韵，如第二章功、丰叶东部韵，第四章垣、翰叶元部韵，第五章绩、辟叶锡部韵，第八章仕、子叶之部韵；或者是两句一换韵，如第三章淢、匹叶质部韵，欲、孝叶幽部韵，第六章廱、东叶东部韵，北、服叶职部韵，第七章王、京叶阳部韵，正、成叶耕部韵。又每章最后一句以“哉”字结尾，是使用遥韵。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