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把自己这些年的生活、情怀写给朋友们看，提笔便有许多辛酸。诗人把这许多辛酸，融铸在“衰发萧萧老郡丞”这个起句里，先给朋友们展示一幅自画像：白发稀疏，老态颓唐，这已是一层辛酸；官位又不过是辅佐州长官的郡丞，而且是“老郡丞”——多年来一直作一些细碎事务，更加上一层辛酸。计自三十四岁初入官场，在宦海中沉沦二十多年，始终未曾独当一面，以展其抗敌救国的壮志雄心。岁月流逝，人生倏忽，自然界的酷暑严冬与政治生涯中的风刀霜剑，交相煎迫，他安得不老。虚捐少壮之年，空销凌云之志，又安得不颓。这个起句，挟半生忧患俱来，把斯人憔悴的形象描绘得逼真，读之便令人泫然。第二句“洪州又看上元灯”是反接，以上元灯火的彻夜通明，反衬此翁的颓唐潦倒，更有酒酣耳热，悲从中来的感慨。于是引出颔联直抒胸臆，诗情步步展开：“羞将枉直分寻尺，宁走东西就斗升。”这十四个字是近年宦海生涯的概括。谗言可畏，三人成虎，世间枉直，一时谁能评断清楚。即以放翁而论，他一生受了多少冤枉，哪一件又曾得到公正的裁判。早在四川，他就有“讥弹更到无香处，常恨人言太深刻”（《海棠》）的感慨；去岁奉诏东归，孝宗有意任为朝官，又被曾觌等人从中梗阻，这些政治上的枉和直，是和非，语言是不能分辨其寻尺高低的。何况，他本来就不屑向他们分辩，甚至以这种分辩为“羞”。显然，他对政治上的翻云覆雨、钩心斗角是十分厌恶的，对那些吠影吠声的群小是不屑一顾的。他宁愿作外郡佐僚，东奔西跑，就升斗之俸以糊口，这样到能避开许多风波。这是陆游郑重的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诗句中“羞”字、“宁”字，下的很重，感慨遥深。
但是，高飞远引，甘居下僚，这不能使自己的心安适下来。远郡佐僚生涯，带给他的是更大的苦恼：“吏进饱谙钳纸尾，客来苦劝摸床棱。”“钳纸尾”用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故事，说明自己现任分管茶盐的佐僚，对主官只能唯唯诺诺，天天在公文上随着主官的意志画押签名，丝毫不能做主；甚至，连属吏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尝尽了俯仰随人的滋味。“饱谙”二字，浓缩了无限屈辱辛酸。下句“摸床棱”用《新唐书·苏味道传》中事，全句说，好心的朋友来了，总是苦苦劝我遇事模棱两可，假装糊涂不要固执己见。当然，这不失为一种处世自全之道；但，这不是壮夫所为，也不是陆游所愿。
看来，进而分枉直，论是非，诗人不屑；退而走东西，就斗升，更是屈辱难忍，真是“乾坤大如许，无处著此翁”（《醉歌》），他是走投无路了。愈转愈深的诗情，逼得他说出了一句隐忍已久又不得不说的话——“归装渐理君知否，笑指庐山古涧藤。”归隐山林，这是更大的退却，是在他心中酝酿了多年的无可奈何的退却。但是，他真正打算退隐么。要正确理解这句话，还得联系他一生出处行藏来看。他毕生心存社稷，志在天下，到老不忘恢复：“蹈海言犹在，移山志未衰”（《杂感》之三），怎么会真的想到退隐山林。就在早一年，他也写过“向来误有功名念，欲挽天河洗此心”（《夜坐偶书》）的话。显然，这不是认真的后悔，而是愤激的反语，应该从反面读。那么，“笑指庐山”这层归隐山林的意思，自然也只能从反面来理解了。从无可奈何的一再退却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颠倒是非、不辨枉直的朝政的愤慨。所谓《自咏示客》者，也就是出示这样一种愤世嫉俗之情。
这首七律写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生痛苦，一种壮志难酬的苦恼悲哀，感情十分深沉。诗的抒情契机，全在一个“羞”字，一个“笑”字。这两个字是全诗线索，兴起许多波澜，构成许多转折，包含许多苦恼。在“羞”字里可以看到诗人的尊严，在“笑”字里可以看出诗人的眼泪。从句法上看，颔联属对工整，颈联用事贴切，增加了诗的容量。在章法上，诗意层层退却，诗情却层层推进，愈转愈深，尽曲折回旋之能事，而全诗以衰颓气象起，以苦笑终，更加强了这首诗的感染力。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李商隐的爱情诗以《无题》最著名。这是两首恋情诗。诗人追忆昨夜参与的一次贵家后堂之宴，表达了与意中人席间相遇、旋成间阻的怀想和惆怅。其中第一首无题诗（“昨夜星辰昨夜风”）更是脍炙人口。
对这首诗的理解和看法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君臣遇合之作，有人说是窥贵家姬妾之作，还有人说是追想京华游宴之作……但羁宦思乐境也好，觊觎貌美女郎也罢，诗中所表达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皆然心态显是力透纸背，那些寻常或普通的意象，被有规律的置放在短短八句五十六字当中，表现了一种追寻的热切和悲哀的失落。
这是一首有作者自己出场的无题诗，抒写对昨夜偶然相见，旋成间隔的意中人的深切怀念。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首联是说，昨夜的星辰与昨夜的春风，在那画楼之西侧桂堂之东。开头两句由今宵的情景引发对昨夜的追忆。这是一个美好的春夜：星光闪烁，和风习习，空气中充溢着令人沉醉的温馨气息，一切都似乎和昨夜相仿佛。但昨夜在“画楼西畔桂堂东”和所爱这相见的那一幕却已经成为亲切而难以追寻的记忆。诗人没有去具体叙写昨夜的情事，只是借助于星辰与好风的点染，画楼桂堂的映衬，烘托出一种温馨旖旎，富于暗示性的环境气氛，读者自可意会。“昨夜”复叠，句中自对。以及上下两句一气蝉联的句式，构成了一种圆转流美，富于唱叹之至的格调，使得对昨夜的追忆抒情气氛更加浓郁了。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颔联是说，身虽无彩凤双翅飞到一处，心却有灵犀一点息息相通。三、四两句由追忆昨夜回到现境，抒写今夜的相隔和由此引起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理。彩凤双翼双飞，常用作美满爱情的象征。这里用“身无彩凤双飞翼”来暗示爱情的阻隔，可以说是常语翻新。而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相爱的双方心灵的契合与感应，则完全是诗人的独创和巧思。犀牛角在古代被称为灵异之物，特别是它中央有一道贯通上下的白线（实为角质），更增添了神异的色彩。诗人正是从这一点展开想象，赋予它以相爱的心灵奇异感应的性质，从而创造出这样一个略貌取神、极其新奇而贴切的比喻来。这种联想，带有更多的象征色彩。
两句中“身无”与“心有”相互映照、生发，组成一个包蕴丰富的矛盾统一体。相爱的双方不能会合，本来是深刻的痛苦；但身不能接而心相通，却是莫大的慰藉。诗人所要表现的，并不是单纯的爱情间隔的苦闷或心灵契合的欣喜，而是间隔中的契合，苦闷中的欣喜，寂寞中的安慰。尽管这种契合的欣喜带有苦涩的意味，但却因受到阻隔而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它不是消极的叹息，而是对美好情愫的积极肯定。将矛盾着的感情的相互渗透和奇妙交融表现得这样深刻细致而主次分明，这样富于典型性，充分显示诗人抒写心灵感受的能力。
“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颈联是说，隔着座位送钩春酒多温暖，分开小组射覆蜡灯分外红。五、六两句乍读似乎是描绘诗人所经历的实境，但也不妨理解为因身受阻隔而激发的对意中人今夜处境的想象。“送钩”、“射覆”，都是酒宴上的游戏（前者是传钩与某人手中藏着让对方猜，后者是藏物于巾盂之下让人猜，不中者罚酒）；“分曹”，是分组的意思。在诗人的想象中，对方此刻想必在画楼桂堂之上参与热闹的宴会。宴会之上，灯红酒暖，觥筹交错，笑语喧哗，隔座送钩，分曹射覆，气氛该是何等热烈！越是阻隔，渴望会合的感情越是热切，对于相隔意中人处境的想象越加鲜明。“春酒暖”，“蜡灯红”，不只是传神的表现了宴会上融怡醉人的气氛，而且倾注了诗人强烈的向往倾慕之情和“身无彩凤双飞翼”的感慨。诗人此刻处境的凄清自见于言外。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尾联是说，可叹我听更鼓要去官署应卯，骑马去兰台心中像转飞蓬。在终宵的追怀思念中，不知不觉，晨鼓已经敲响，上班应差的时间已经到了。可叹的是自己正像飘转不定的蓬草，又不得不匆匆走马兰台（秘书省的别称，当时诗人正在秘书省任职），开始寂寞无聊的校书生涯。这个结尾，将爱情间隔的怅惘与身世飘蓬的慨叹结合起来，不但扩大了诗的内涵，而且深化了诗的意蕴，使得这首无题诗，含有某种自伤身世的意味。
李商隐的无题诗往往着重抒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事件与场景的描述常常打破一定的时空次序，随着心理活动的流程交错展现。这首诗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典型。起联明写昨夜，实际上暗含由今宵到昨夜的情境联想与对比；次联似应续写昨夜，却突然回到今夕相隔的现境；颈联又转为对对方处境的想象，末联再转回到自身。这样大幅度的跳跃，加上实境虚写，虚境实写等手法的运用，就使得这首采用赋法的无题诗也显得断续无端，变幻迷离，使读者感到困惑了。其实这首诗是古代诗歌中的“意识流”作品，在同时代的作品中可算是新生事物，今天我们用意识流作品的定义去理解它，许多的困惑和歧解原是不难解决的。
第一首七律确实是很出色的爱情诗，而其内容是通过第二首七绝补充说明的。第二首无题诗（“闻道阊门萼绿华”）大致意思是说：当年常常听到人们谈论阊门中有位叫萼绿华的女子长得美丽绝伦，但总是觉得在天边那么遥远，却没想到昨晚像萧史那样参加一次豪门盛宴后，竟然产生了偷窥的冲动。诗人说的是吴宫苑内花，当然不会是花园里的花卉植物，而是如花似玉的美女。秦楼客，用萧史典故，显言己之为爱婿身份。诗意中既有寓慨，又有艳情，但主要还是表达男女之间心心相印的恋情。
这组诗在艺术上有极高的价值，尤其的第一首七律，感情深挚缠绵，炼句设色，流丽圆美。诗人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以华艳词章反衬困顿失意情怀，营造出情采并茂、婉曲幽约的艺术境界。诗中意象的错综跳跃，又使其主旨带有多义性和歧义性，诗人对心灵世界开掘的深度和广度，确实是远迈前人的，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这类无题诗所产生的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