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晚春游湖感怀,追忆往昔湖上与情人遇合的欢悦和别离的悲伤,对已故情人表示沉痛的悼念,也寄寓了对自己长期孤身漂泊的不幸身世的感慨。全词以大开大阖之笔,集中而形象地表现了伤春惜别之情,在结构上体现出时空交错的特点。
全词分为四段,长达二百四十字,形同一小赋。第一段写现实,作者在爱妾死后,犹自在苏州伤春。将伤别放在伤春这一特定的情境中来写,语气舒缓,意境深长。开头以暮春独居起兴,触发羁情。时值春暮时节,残寒病酒,“病酒”属人事,“残寒”属天时,揭出天时人事之衰颓;而着一“欺”字,实寓人事可为、天意难背之无奈。起句凄紧,已将典型环境中典型情绪写出,并以此笼罩全篇,笔力遒劲,寄正于闲,寓刚于柔。“掩沈香绣户”一句状其孤独,而“沈香绣户”四字,显然又隐藏了一段旖旎情事,如今“掩”去,则苦痛虽不明言而隐约可感。接下去写燕飞西城,始写及暮春景致。燕燕于飞,画船轻载、晴烟冉冉,无一非即见之景,然与当年去妾之时节,非常相似。作者在湖中看到此景,不禁羁思飞扬起来。羁情化为轻絮,随风飘荡,正如此时作者的思绪一样,似乎所起有因,但终不知归于何处。此处写羁情而似随风飘荡的轻絮,貌似轻灵,实状心绪散乱之形。羁情游荡飘逸,最后落定在对西湖十载游治之事的追溯上。
第二段追溯西湖刻骨铭心的情事,写初遇时的欢情,并寄寓欢会有限终寓别离的怅恨。从《渡江云·西湖清明》等描写杭州情事的词可以知道,初遇时间在清明时分,地点在杭州西湖。作者开始是骑马,后来“傍柳系马”,舍陆而舟,转入水路,通过婢女传书暗通情意,招入“仙溪”的伊人居处。此处暗用东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之事,曲折地写出伊人的姿色不凡与相识相交的离奇经历。“锦儿偷寄幽素”一句,委婉写出两人的交遇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或有阻隔。“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二句,是写初遇时悲喜交集之状。“春宽梦窄”是说春色无边而欢事无多,“断红湿、歌纨金缕”是说因欢喜感激而泪湿歌扇与金缕衣。歌纨、金缕,皆别前之物,如今徒成叹息而已。“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三句以景结情,进一步写欢情,但含蓄不露,意味无穷,蕴藉空灵,品格自高。
第三段述写别后情事。“幽兰旋老”三句突接,跳接,峰断云连,因这里和上段结处实际上还有较大距离。此段先写暮春又至,自己依然客居水乡。这既与“十载西湖”相应,又唤起了伤春伤别之情。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吟咏,将伤春伤别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于是从别后重寻旧地时展开想象,回首初遇、临分等难以忘怀的种种情景。“别后访”四句是逆溯之笔,即一层层地倒叙上去。先是写花谢春空,芳事已随流水,然后写风雨葬花,实则暗示人也已随花而去。这是赋,也是比,是写风景而兼道人事。于是逆溯上去,追叙初遇。“长波妒盼”至“记当时短楫桃根渡”,这是倒装句,依文法次序应该是:“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这几句是写当时艳遇,伊人顾盼生情,多么艳丽,即使是潋滟的春波,也要妒忌她的眼色之美;苍翠的远山也羞比她的蛾眉,而自愧不如。因旧情难忘,所以在重访时又念此情。这几句相对于第二段是再次吟咏,当时在西湖上偷传情意以及后来的欢爱再次呈现在读者眼前,但是所用意象不同,而且体现出创作之理也不同,这次抒写已经有了生离死别的意味。此段结处承上补写分手情况。
第四段淋漓尽致地抒写对逝者的凭吊之情。悼亡、招魂、自伤,句句伤心欲绝;感情更为深沉,意境更为开阔。因伊人已逝去,已非一日,作者对她的悼念,也已经岁经年,但绵绵长恨,不随伊人的逝去日久、自己的逐渐衰老而有所遗忘。于是作者便在更长的时间中,更为广阔的空间内,极目伤心,长歌当哭,继续抒写他胸中的无限悲痛之情。这里主要是怅望:“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是寄恨:“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沈过雁”;是凭吊:“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也有睹物思人的回忆:“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风(钗)迷归,破鸾(镜)慵舞”。意蕴层层加深,都在极力渲染凭吊的巨痛。“漫相思”一句,遂因无人可寄而移情入筝,哀音不绝,相思无已。煞末又因相思无已而寄意招魂,虽是化用《楚辞·招魂》之语,实也是自写其心。
全词以羁情绾合离情,隐含着一种独特的思想感情与美学意蕴,意繁气盛,字凝语练,结构缜密,层次分明,笔力弥漫,灵动多致,其炼意琢句之新奇,空际转身之灵活,皆非有大神力者不可致。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吴文英曾大书此词于丰乐楼壁上,“一时为人传诵”,则作者自赏之心亦昭昭可鉴。
“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
这首诗中王韫秀用典贴切,展现了自己才女的史学功底,历来为后代文人赞赏。其中“知道浮云不久长”因为蕴含着哲理性被誉为名句。
开头一句“楚竹燕歌动画梁”,楚竹和燕歌,分别指代南北方的音乐,由此可见元载网罗了全国各地的佳丽。家中的美女之多,不言而喻。其中动一字,可见声音之大,绝非一个两个歌女在歌唱。画梁应该是指元载专门修建的芸辉堂,有金屋藏娇之意。“更阑重换舞衣裳”点明是在夜深时,元载还在观赏歌舞,早就沉醉于酒色之中,政务已经被他抛在脑后了。
接下来王韫秀笔锋一转,从现实中来到历史中。“公孙开阁招嘉客”一句中“公孙开阁”这个典故用的贴切自然,公孙宏,元朔中为丞相,封平津侯。为了收罗人才,就起客馆,开东阁以迎贤人,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是贤相。享年八十,死于丞相位。而他之后的几任丞相,由于作事乖戾,故多遭刑戮。王韫秀是想用这个典故告诉丈夫,富贵要想像公孙宏一样长久,要广纳人才,交友四方。“知道浮云不久长”这句是在前三句上得出的结果,结论更直白的来劝告元载,富贵如浮云一般,不可能长久,要早做打算,居安思危。
整首诗不仅体现了王韫秀的才女气质,更显示了她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洞悉人心的哲学思想,在表达上相对委婉,后世文人皆赞扬王韫秀能力在其丈夫元载之上。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