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戈犹未定，道路自应难。
旷野人烟少。荒城鬼灿寒。
故园松菊在，何必恋微官。
兵戈犹未定，道路自应难。
旷野人烟少。荒城鬼灿寒。
故园松菊在，何必恋微官。
第一首小令中，作者先以“柳营，月明，听传过将军令”交代了自己写作的时间、地点以及主人的身份。“柳营”也即汉代周亚夫屯军所在的细柳营，汉文帝曾经因为没有军令而被挡在营门之外，赞叹日“真将军矣”，因此“柳营”后来就成了军纪严明的军营的代称。刘时中用在此处，显然是要称赞这位设宴的万户在治军上的成绩。
“高楼”“卧护”两句，进一步围绕将军治军的严明展开。夜半时分，明月高悬，鼓角随时准备奏响，打更之声间作，这一派威严肃穆的景象透露出万户所辖军队的不凡气度。“卧护”一句，写将军终日勤于军事，抱病守边，使得边疆战事不起，百姓得以平安度日。这一句本是要表达对将军功绩的推崇和赞美，若把握不当，容易给人以谀美之嫌疑，但作者巧妙地引人了“高楼”“鼓角”等意象，将称誉之情融合到景色的渲染中，从而自然地带出了作品的主题，可谓不落俗套。
“横槊呤情，投壶歌兴”句，乃是以“前人旧典型”来进一步衬托将军的才华功业。“横槊”化用的是三国曹操典故，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曾称赞其“横契赋诗，固一世之雄”；“投壶“的典故则出自宋代名将岳飞，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曹、岳二人，都是历史上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和将领，作者以万户和此二人并列，对将军的文韬武略可谓推崇至极。
“战争，惯经”，以一个“惯”字点出将军身经百战的经历，是对将军往昔经历的回忆。而“草木也知名姓”，化用的其实是唐代张万福的故事，《唐书·张万福传》载：“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日：‘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作者在这里将镇守边疆的将军和主镇一州的刺史相提并论，十分巧妙得体，渲染出了万户威名赫赫、声震南北的气势。
第二首小令着重刻画将军的心理，生动传神。《虎韬》《豹韬》，与《文韬》《武韬》《龙韬》《犬韬》合称为“六韬”，据传都是姜太公所作，后世用以泛指兵书。“一览胸中了”一句，称赞万户的饱读兵书、胸中富有韬略。
但接下来，作者没有继续一味称颂赞美，而是开始刻画将军的苦闷心理。他先写将军现在的尴尬处境，虽然通晓兵书、善于作战，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现在却只能“时时拂拭旧弓刀”，再也无缘上场作战。至于原因，则以一句“却恨封侯早”带过，十分巧妙。封侯拜相，出入朝堂，原本是许多人一生追求而不得的目标，但这位万户却因为其实现太早而心生抱怨。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将军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境界。
“夜月铙歌，春风牙纛，看团花锦战袍”，这一句具体描写将军封侯后的怅惘情状，戎马半生、曾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将军如今失却了意气，只能于春风之中，夜月之下，细细地端详自己的“团花锦战袍”，沉浸在对往日边疆生活的追忆中。此情此景，连置身在外的读者都有一种怅惘、失落之感，将军本人心情的沉重，更是不必明言了。
“鬓毛，木雕，谁便道冯唐老”，这一句运用的是西汉冯唐的典故，冯唐是西汉文帝时的名臣，曾经为云中守魏尚辩护，使其官复原职，后来由中郎署长攫升为车骑都尉。但汉景帝时期，这位知人善任、敢于犯颜进谏的重臣却被罢免，一直闲居家中。等到武帝即位，想重新启用这位旧臣时，冯唐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再上朝效力了。自此，“冯唐易老”便成了功名不就、试图蹉跎的代名词。此处，“谁便道”三字是作者对万户的勉励之语，诚挚动人，想来老将军听到后也必定被冯唐自勉的精神鼓舞吧！
这两首小令，一则称扬将军往日功业，一则刻画将军此刻心理，虽是常语，却用得贴切自然，颇能翻出新意，丝毫不见做作俗滥。
这首诗前两句写秦灭六国的煊赫气势：灭诸侯国，每每依照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将掠夺来的美人钟鼓放置于其中；后两句专就秦事发议论，作翻案文章。此诗通篇使事用典，翻出新意。虽不尽铺陈尽致，然用笔曲折，意蕴丰富，启人深思。
前两句“咸阳宫阙郁鹾峨，六国楼台艳绮罗”都是写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官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秦统中国后，大肆营造宫室，著名的“阿房官“便是这样的产物。尽管秦国拥有地势高峻的“宫阙”和艳于绮罗的“六国楼台”，但它毕竟是掠夺人民的财产肆意建造的。因此天下人敢怒不敢言。不堪其压榨与掠夺的人民终于“揭竿而起”，推翻了他们残忍的统治，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六国的灭亡，还是秦国被推翻，都是因为他们“日益骄固”而自食其果。诗人在这里明言秦国“宫阙”和“六国楼台”的艳于绮罗，实质是在暗示他们难以逃脱的灭亡命运，这是一层；既然六国与秦国的大建宫室难逃其灭顶之灾，那么，唐敬宗的大建宫室也同样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第二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作为唐敬宗的一面历史镜子的话，那么第二层的弦外之音，简直就是在向唐敬宗发出严重警告，诗人的此番苦心，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这就是此诗的含蓄蕴藉、“用意深微”之处。
后二句“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这里，诗人是在暗里忠告唐朝君主，不要走秦朝掠夺百姓财产的老路。倘若不信，重蹈秦国灭亡之覆辙，即使有像秦地那样坚固险要的山河也是无救的，哪怕是皇权神授也是没有把握的。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正应了诗人的逻辑推论。在这里，诗人不说秦王的残暴和昏聩，更不说唐敬宗的巧取和豪夺。而只是说天帝之“醉”，错赐秦地，但等天帝一醒，天帝又要收回原来的赐予的土地。再说，“醉”酒的时间过程毕竟是短暂的，这就意味着秦王占有山河的时间也是不会长久的。一个“醉”字，包蕴着深刻的警策之意，给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想象余地。
此诗专咏古事，发人所未发。含蕴深折，寄讽深婉，立意精深, 构思巧妙，达到了寓讽于史事之中，寄意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
上片写黄州、黄石一带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味。三幅画面组缀成色彩斑斓的乡村长卷。“西塞山”配上“白鹭飞”，“桃花流水”配上“鳜鱼肥”，“散花洲”配上“片帆微”。这就是从船行的角度自右至左依次排列为山—水—洲的画卷。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青、蓝、绿配上白、白、白，即青山、蓝水、绿洲配上白鹭、白鱼、白帆，构成一种素雅恬淡的田园生活图，这是长江中游黄州、黄石一带特有的田园春光。
下片写效法张志和，追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答李端叔书》）的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自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勾画出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斜风细雨不须归”，描绘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情调。下片还是采用“青”（箬笠）、“绿”（蓑衣）与白（雨）的色调相配，烘托出了苏轼此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全词虽属隐括词，但写出了新意。所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隐士生活情调，而是属于苏轼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全词的辞句与韵律十分和谐，演唱起来，声情并茂，富有音乐感。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