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在浙江省,江口是个虎口的形状。海水涨潮倒灌进来,受到河床的约束,就会掀起巨大波澜,这便是自古有名的钱塘江大潮。大潮每年八月十六到十八日水势最猛,诗人观潮选在十七这一天,正为欣赏那雄伟奇丽的壮观。
诗起笔就描摹了一派极其雄壮的场面。首句写潮水方起,仅如银线,被江岸约束,渐渐隆起,中高边低的情况。形容潮头似白虹,形象地道出了外观、颜色与气势,已道人所未道;又用了“走”字,描绘远处潮水逼近的情况,不是身临其境,感受不出它的妙处。第二句写潮水涌到面前,人间的物象已不足以形容,所以改用神话想象,说天神倾翻了玉杯,所以造成了这样气势浩大的潮水。这一手法,与李白咏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极为相似。
三、四句,写潮头过后的情况。诗写江面汹涌的波涛,却不直接写水怎么样,而说天空在水中的倒影颠簸起伏,西落的太阳忽上忽下,进一步渲染了水势、浪头的巨大。两个动词“摇动”、“沉浮”,都有震动人心的作用。
四句诗,分潮前潮后两层。前两句用夸张笔法,结合浪漫的想象,把潮水的气势写足,运笔也如江潮,一泻而下,令人心动神摇;后两句用铺张手法,写实景,雄壮中带有几分绮丽。四句诗又各自选取了一幅特写,连在一起,便展现了观潮的全过程,表达了作者自己对这大自然的伟观的赞叹。
这首绝句,通过白色长虹的比喻,瑶台泼酒的幻想,借助晴天和晚日的烘托,描绘出塘江大潮的壮丽景色。全篇没有用到一个抒情的字眼,却句句触发着读者热爱祖国山川、热爱大自然的激情。
此诗语言清浅,讽旨颇深。诗人仅仅抓住富室女子首饰之华美珍贵这样一个典型事物进行渲染,深刻地揭露出贵戚显宦、地主富室生活的奢靡浮华。
不仅如此,含蓄也当是此诗的一个艺术特色。诗写一个富室女子的两片云髻就花费了“数乡”农民所缴纳的赋税,这就说明,她们所挥霍的并非他物,而是广大农民的血汗钱,从而以诗的语言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赋税的剥削本质,对农民的苦难寄寓了深刻的同情。
此诗八句,层次井然。首联交代缘起。“暂”,暂且,有忙里偷闲的意味。“诣”字表明作者对郑和尚的尊敬、膜拜之情。“高僧”即指郑和尚。赞美他有很高的修行。“话”,动词,即第七句的“谈禅”。“来寻”两字,见诗人心情之急。兴致之高。寺而曰“野”曰“孤”,则其脱尘远俗自不在话下。
颔联写寻访的经过。“岸花藏水碓”,暗示这是乘舟寻访,所以才会注意岸花,才能发现岸花覆盖着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水碓。顺着水碓声寻去,岸边是一片竹林。“溪竹映风炉”,这句写上岸后寻访所见之景。“风炉”是一种炊具。据中唐人陆羽《茶经》:“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可见它主要是煮茶的器具。碧绿的溪竹与煮茶的袅袅青烟相映成趣,而茶与禅理也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水碓、风炉皆山寺常有之景致,作者《题山寺僧房》云,“野炉风自爇,山碓水能舂。”可见这两句虽未点明野寺,实际上野寺已跃然纸上了。
颈联是禅意最浓之所在。“顶上巢新鹊”,这是写郑和尚入定后心神凝一、迥忘外物的情态。入定,指僧人静坐敛心,不起杂念,使心定于一处。这句说,入定时的郑和尚形如枯木,在他头顶上有树木,鹊儿不再把他看作一个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所以在那树上做巢。“巢新鹊”则说明郑和尚入定时间之长、心志之专一。它和宋之问《游云门寺》中“入禅从鸽绕”、秦系《题僧惠明房》中“入定几时还出定,不知巢燕污袈裟”、刘得仁《宿僧院》中“萤入定僧衣”、陆龟蒙《赠老憎》中“旧曾闻说林中鸟,定后长来顶上巢”、韩偓《永明禅师房》中“支公禅寂处,时有鹊来巢”等句用意略同。“衣中得旧珠”是说郑和尚出定之后与作者谈禅而使他恍有所悟。它用了一个佛教故事。《法华经·五百授记品》载,有一贫苦的人,去拜访一个富有的亲戚,亲戚怜悯他的潦倒而热烈地款待他。因此,他喝得烂醉,当场睡着了。正巧衙门通知其亲戚值班,亲戚见他
睡得正死,无法向他告别,于是在他衣服里缝了点珍宝。但他醒后,并不知此事,仍旧过着飘泊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又遇到那位亲戚,亲戚把藏珠宝的事告诉他,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衣服里藏有贵重的珠宝。《楞严经》亦有类似之比喻。宝珠就是佛心和般若智慧。禅家认为每个人的身上都潜伏着佛性,这佛性不以肉体的消亡而消亡:“识得衣中宝,无明醉自醒。百骸虽溃败,一物镇长灵”(丹霞和尚《玩珠吟》)。然而诚如“石中之火,不打不发”,必须石头碰石头,方可冒出火花,所以石头虽可发火,但不敲打还是发不出火花来。高明的禅师在修行者的时机成熟时使潜伏在修行者烦恼之下的佛性产生自觉,一似使他发现了衣中宝珠一样。当修行者经禅师的点悟突然间发现“明珠原在我心头”时,就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愉悦。
尾联写诗人觉悟之后流连忘返的心态:“谈禅未得去,辍悼且踟蹰。”诗言“掇棹”,即停止划船,说明作者已经离开郑和尚上船准备回去了。但为什么又踟蹰不前呢?原来是禅师的一番话使他陡然醒悟,心有所皈,沉浸在禅悟的喜悦之中,而忘了归去。读诗至此,方见诗题中“晚”字之妙:本来天色已“晚”,诗人原打算“暂”访就走的,但拜谒郑和尚后,心仪神仰,竟然久久舍不得离去了。这就将诗人对郑和尚的崇拜、对禅悟的喜悦之情都表露了出来。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