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魏策四》中的一篇史传文,后收录于《古文观止》。这篇文章写唐雎奉安陵君之命出使秦国,与秦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歌颂了唐雎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揭露了秦王的骄横欺诈、外强中干的本质。文章内容精彩,情节完整,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生动,秦王的色厉内荏、前倨后恭,唐雎的不畏强暴、英勇沉着,都写得栩栩如生。
首先,最引人注意的是人物的对白。除了很少几句串场的叙述,几乎全是对白;用对白交代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局,重点突出,层次清晰;用对白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安陵君的委婉而坚定,唐雎的沉着干练,口锋锐利,义正辞严,秦王的骄横无理,无不跃然纸上。
开头一段是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使人谓”三字,劈头即自称寡人(只有对下,诸侯才可自称寡人),见出秦王对安陵君的轻慢,“安陵君其许寡人”,着一命令副词“其”,活现出秦王的盛气凌人。安陵君识破骗局,婉言拒绝。“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态度和言辞都十分婉和,但不是卑躬屈膝,而是婉辞,是面对虎狼之敌的斗争艺术。“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陈理为据,无容置喙。“弗敢易”,于委婉中透出坚决的态度,必然会使“秦王不悦”。
这时,唐雎出场,“使于秦”,系国家人民的命运于一身,深入虎穴狼窝,令读者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以下唐雎出使到秦国的文章分三个段落来做,也是唐雎与秦王面对面斗争的三个回合。唐雎如何到达秦国,怎样拜见秦王,与本文中心无关,一概略去不写,而直接写会见时的对话。
进而体会秦王与唐雎的语言,其意趣和从前也迥然不同。“秦王谓唐雎曰”之前,已经“不悦”,这时,他是压住火气说话,不像秦使者那样“简而明”,而是亦拉亦打,于委婉中露出威胁,俨然是胜利者的口吻:“……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这是质问。“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纯属威胁。话中句句不离“寡人”如何,还偏要说“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吾以十倍之地,请广于君”,秦王的狡诈骄横之态不言自明。唐雎早已胸有成竹,并不多与之周旋。“否,非若是也”,态度沉着明朗。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把安陵君的“弗敢易”换做一个反问句,并以“千里”对“五百里”提出,就远比安陵君的回答更为坚定有力,不给对方一点便宜。这必然引起“秦王怫然怒”,由“不悦”到“怫然怒”。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第二回合是斗争的高潮,从写作来说是全文重心,因此写得最细最详。“秦王怫然怒”一句,笼罩全段。一个小国的使者如何治服大国暴君的盛怒,固然很难;作者如何在短短的文字中把这个场面写出来,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也非易事。但《战国策》的作者有这本领,而且胜任愉快,把这个场面写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令人仿佛亲临其境。这一段作者分两个层次来写。第一层,秦王怒气冲冲,施以恐吓,“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公然自称“天子”,全不把一个小国及其使者放在眼里。“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如果联系“灭韩亡魏”的背景,委实令人不寒而栗。唐雎“臣未尝闻也”一句,沉着冷静,不为秦王的恐吓所动,实际上是按兵待敌。因而这一层犹如两大浪峰中的一个浪谷。
第二层,唐雎先是反唇相讥,“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照用秦王口吻,以“布衣”对“天子”,真是寸步不让。然后又用“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一正一反两个判断句,断然驳掉秦王“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的诬蔑,于是条件成熟,反攻开始。先用三个排比句摆出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事实,又说“与臣而将四矣”,打掉秦王的气焰,再用“若士必怒”等五个四字短句,像滚木擂石般对准秦王打过去,以“二人”对“百万”、“五步”对“千里”,不给他一点喘息时间,气氛之紧张,令人屏息。最后唐雎“挺剑而起”,紧紧逼住秦王,这更是秦王所始料不及,于是精神防线完全被摧毁,只有缴械投降。
作者懂得写好唐雎这段反驳痛斥秦王台词的重要,让他来作这个回合的斗争的主角,给他大段的独白,用排比,用节奏鲜明的短句,让他激昂慷慨地大讲特讲,赋予他狂风扫地的气势,而秦王已是一败涂地了。秦王的心理活动抽不出笔墨来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必要写,因为秦王早已被这意外的一击打昏了,他来不及思考一下眼前发生了什么,而结局已经摆在他的面前,只有俯首就范而已。明写唐雎,突出了他大义凛然的鲜明形象,虚写秦王,也更符合这一特定情景。
第三回合写法上反过来了,虚写唐雎,因为唐雎的形象已经完成,再写反而画蛇添足从“色挠”至于“长跪而谢”,“先生坐,何至于此”,这是此时此刻秦王的所言,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还是刚才那个秦王干的。秦王先因为自己是大强国有恃无恐,误以为可以放胆作恶;后迫于眼前处境,黔驴技穷,不得已而为之,并不能改变他的本性。而且君王的架子并不能完全放下,对唐雎的恭维显然言过其实。
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两种人物、两种思想和行为的对比,可以突出他们各自的特征,让读者认识得更清楚,这是一种广泛使用而且行之有效的表达方法。同样,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衬托在很多种情况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把这两种有效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先说本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首先,本文中唐雎和秦王是对立而存在的,他俩之间生死不容、唇枪舌剑的斗争,为作者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因而作者紧紧抓住这一点,对比着来写两个人物。
例如写秦王一倨一恭,也形成对比,艺术上叫做相反相成,更有力地揭示了秦王这一复杂性格──既是凶恶的,又是虚伪的。
又以安陵君来衬托唐雎。安陵君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君,唐雎是臣,他的态度决定着唐雎的态度,他不失为明君,但却比唐雎软弱,更缺乏才干,大敌当前,他有见识,会应对,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找不到走出险地的途径。而唐雎出使秦国,面对秦王,一开口便胜安陵君一筹,“否,非若是也”,不卑不亢;接下去则一句比一句更有锋芒。他看透了秦王的色厉内荏,只要掌握时机,就能一举而战胜之。但反回头说,没有安陵君的支持信任,唐雎纵然浑身胆识,怕也难有用武之地。两个人物,两种性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古代诗词中,以“游春”、“咏春”为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篇,但内容大多不外乎“伤春”、“怅春”。赵秉文的这首《青杏儿》不与前人雷同,风格清新,语句明白如话,本色天然。
上片首句:“风雨替花愁”,语句凝炼,一个“替”字,生动地表达出作者对花的关切之情。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娇嫩的花儿必将遭受风雨的摧残。多情的词人不免“替”花儿深深地担忧。“风雨罢,花也应休”,想来当肆虐的狂风暴雨过后,遍地残红,花期也该成为过去了吧。花开又花落,不由人不惜花,而那多情善感的赏花人、惜花人,也就在这花飞花谢、春去春来中白了少年头。所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如流水,莫负春光啊,这也是“劝君莫惜花前醉”的缘故。词的上片写至此处,词人表达了几许怅惘悲伤之感。
然而,词人却不想用更多的悲凉、迟暮感来感染读者。笔调轻轻一转,“乘兴两三瓯”,下片意境立刻由沉闷、苦恼转向了明彻、欢快。“莫惜”深化为“乘兴”,揭示人们要积极开创美好的生活,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要尽情享受。两三盏薄酒,听江山清风,观山间明月,柳绿花红,莺飞草长,造物是这样的神奇,大自然是这样的美妙,做人应该“拣溪山好处追游”,得欢愉时且欢愉,莫要自寻烦恼。“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词的结尾表达只要胸襟豁达,有美酒相伴,无俗事缠身,有花也罢,无花也罢,春天永远常在,春光永远无限。
这首词上下片对比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又不流于俗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修养和旷达的人生情怀。
牛希济《临江仙》共七首,都是咏往昔神仙之事,其共同的特点是语言芊绵温丽,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其凭吊凄凉之意,蕴含其中,深得咏史之体裁。
这首词咏汉皋神女,妙在人神无隔,情致婉奕,清新流畅,对游女的轻盈多情的形象,着墨不多,但刻画得神采飞动,风流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