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用浪漫手法开始，前四句谈自己生平的抱负：或者做个安期生那样的神仙，游戏人生；要么做个李西平那样的名将，杀敌立功。这四句写得气势很雄壮，与李白《将进酒》等古风一样，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激励，使人进入振奋的状态。就表达上来说，前者又只是后者的陪衬，做神仙是幻想，做名将才是诗人努力想实现的方向。同时，用李西平事又十分贴切当时时局，陆游正是想要同李西平扫平逆贼、收复旧京长安一样扫平金虏、收复旧都汴京。
然而，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愿望是那么地虚无缥缈。诗人回到了现实，便把前四句放出的狂澜一下子倒挽回来，进而感叹自己，年龄老大，功业无成，只能闲居在僧寮，无聊地躺着，默送着夕阳西下。他想着，像自己这样的战士，就不能只作个诗人，发出凄苦的吟声，这决不是自己所愿意的，于是诗在沉重的压抑中再度放开，故作豪语，先写自己放浪于酒，意气奋发，从而在吐露心中郁结的烦闷时，又表现自己的豪情、对未来的向往，这就是收复失地，饮酒庆功。末两句结得很自然，既承上饮酒而来，又与起首要做李西平遥遥呼应。
后人评放翁诗十九都是从军之作，这首诗虽然是闲居遣怀，主题仍与从军诗保持了一致。诗的格调雄放豪轶，悲中带壮，既有不满与牢骚，又充满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无论是醉歌作达还是自我排遣，都紧密围绕对国事的关心与对未来的信心，所以很有鼓舞力。
此诗前两句是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少妇独守空闺，沉浸于相思，不忍更衣；借弹筝自遣寂寞，又不忍回屋。诗人借用女主人公心理活动来展示其独守空房的哀怨，曲尽其妙；代写思妇心境，抒发内心空虚的痛苦，更显深刻细腻生动，流露出女主人公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怨情，表现出诗人诗艺的功力。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点明时间，夜幕初临，月充刚刚从东方升起，秋露虽生，却还微薄稀少，说明天气已经凉爽，但还不觉寒冷，给人一种清凉之感，烘托出女主人公清冷孤寂的心情。这与下面一句正好相互呼应，由于天气已凉，所穿的轻盈细软的罗衣，已感到单薄了。但还不觉得寒冷难忍，所以还没更换衣服。字里间隐隐充溢出女主人公因秋凉需要更衣而思念远方丈夫的情愫。
“银筝夜久殷勤弄”写女主人公的弹筝行动，实际是以乐曲寄情。讲述女主人公一直在室外弹筝，从月亮初升一直到夜深，仍然在频频弹拨，丝毫没有回房的意思。实写女主人公迷恋弹筝，以至废寝忘餐。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并不是因为爱弹筝爱得入迷才这样，而是“心怯空房不忍归”，以揭穿了女主人公内心处的秘密。
“心怯空房不忍归”以巧妙的构思和奇特的表现方法，通过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独守空房的哀怨。写女主人公在深深思念着远出的丈夫，夜不能寐，不愿独守空房，只有借弹筝来排遣凄凉寂寞的情怀。房空，心更空虚，其情悲切。
此诗前两句是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夜微凉，景物凄清；诗人描写了一种清冷的景象，以此为“背景”，再写女主人公的“衣着”，以衬托其孤寂。末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弄筝，接写“弹筝”的行动，似迷恋乐曲，实际上以乐曲寄情。末句画龙点睛，通过正面抒情，对思妇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顿觉无限幽怨之情跃然于纸上。
此诗语极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遮掩得严严实实。
《吴宫怀古》是一首七绝。前两句诗言穷奢极欲必然导致覆灭——吴国的馆娃宫和长洲苑，如今都是荆棘丛生；吴王宫中当日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荒淫生活，现在只留下一股悲风在吹拂。意在说荒淫腐化生活是吴王亡国的根本原因。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怀古喻今，蕴含深远。
后两句与罗隐的诗句“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旨意相近。意思是，吴王夫差亡国是因为他做的每件事都埋下了亡国的祸根。是他无道，并非因为西施生得格外美丽，比六宫后妃更能蛊惑夫差而导致亡国。亡国的罪魁祸首是帝王，后妃仅推波助澜而已。这两句诗讲清了吴国亡国的因果关系，抨击了“女祸亡国”的论调。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诗人于三春时节，闻西园艳阳之歌，深感春光烂漫，当尽情享受，奈己则困居长安，目睹车尘扰扰，深有负于夙昔隐遁山林之志。虽自欲放宽心怀，不计名利得失，然犹未能；而经世之志愿固不知究竟能否实现。三四句一纵一收，一宕一抑，极有笔意、情致。五六句写春夜闻猛雨，判定花已凋尽，春寒夜长，恋重衾而梦多，系写困居长安之苦闷无聊意绪。尾联“钓渚”应首联“薜萝”，暗用东汉初期隐士严子陵隐居垂钓于浙江省富春山七里濑事。钓渚春好，风起微波，固不如归隐鄠郊旧墅（温庭筠故宅）也。语淡荡而有致。此诗纯用白描，转折如意，风格类似义山之《即日》（一岁林花即日休），见温诗不仅有秾艳一格。
有人认为“西园一曲艳阳歌”于此诗中未必是歌颂阳春时节之美好。“艳阳”一词诚有歌颂明媚春天之意，然而细味此处之“艳阳”，似给人一种燥热烦愁之感。于高照的艳阳之下，一般人大概都是一副眯眼皱眉的表情，其实也是一种苦态。而与下句“扰扰车尘”连看，则正符合温庭筠此时烦躁又无奈的情绪。再观末句，俨然一幅云淡水清、宁静致远的画卷，大概这才是温庭筠所向往的隐逸之境，而西园艳阳春景恐未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