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起首两句,描写的是当时情景。第三句是一问,第四句是一答,将诗的主题表现出来。宋代兵制,官军之外,尚有乡兵。诗中所说的山水寨,即当时淮南的一种地方武装。这种组织,对于抗击金兵,起过一些作用,但也给人民带来许多骚扰危害,此诗所揭露的就是这种弊病。
自“寨长过我庐”起,直至下面“一身无所依”,全是一个流离失所的难民的自述,具体描写了所受之苦。“寨长过我庐”一下八句,写抽丁时寨长粗暴傲慢,公差吆喝呼唤,乡人忙着杀鸡宰猪,如果供应稍有不合意之处,便会立即遭到一阵鞭打。这种敲诈勒索的情景,在古诗中常可看到。但即使这样,当地的人们还是难逃被征入伍的命运。“驱东复驱西”一下四句,写抽丁后之苦楚:既已应征,就是兵,而非农了,故整年被东驱西赶,疲于戎事,把农事全荒废了。但这兵又是乡兵,只有义务,没有薪饷,甚至连买刀剑之钱,也要自己承担。一个农民,不耕作,肯定没钱。为了买刀置剑,甚至于把妻子的衣服当光,由此更见山水寨扰民之烈。这种典衣卖地的情景,在古诗中也常可看到,此诗可注意的是尤袤揭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官府不许人民务农,驱使他们从事戎行;另一方面官府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连军备开支也要他们自己承担——好比“既要马跑,又不供草”。组织山水寨,原是为了抗金保民,现反驱民于死地,那又要它就没什么用了。尤袤把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出来,也就揭露了当时一批官吏豪强,借建寨抗金为名,行夺民肥私之实的真相。这个矛盾在当时是没法解决的,百姓既在淮南无法为生,那又为何不远走高飞,而坐以待毙呢?“去年江南荒”一下四句,就对此作了回答,将诗意拓宽,由“团结山水寨”的扰民,进而言整个社会的不安。诗中所描写的这个淮民原居江南,因逃荒来到江北。江北以兵乱不能安生,江南因灾荒同样没有活路。这天灾人祸齐之,百姓流离、无家可归的情景,跃然纸上。
“父母生我时”一下八句,言当地百姓本是农家子弟,只习耕田种桑,连官府规矩都不懂,是不能当兵打仗的。把这样的人召集起来,不加训练,连武器都不会使,也是没有用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那些官吏、寨长也是看到的,明白的。事实上即使他们看到,也无动于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组织山水寨,一方面是欺蒙上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趁机勒索,至于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原非其所考虑之事。这就进一步揭露了建立这种山水寨徒劳百姓、无补于事的实质。“流离重流离”一下四句,和上面“驱东复驱西”以下八句呼应。想那唐代孟郊一生潦倒,难免冻馁,也尝作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别崔纯亮》)可如今这淮民惨苦之状,更甚于孟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茫茫天地,竟无容身之所。残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诗中这个淮民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言:“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
结尾紧接上面官吏之言,针对当时形式,围绕诗的主题,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议论。自“淮南丧乱后”以下,为作者戒辞,言淮南已经丧乱,安定未久,人口稀少,村落荒凉,用具体的描述,道出了“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口,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这样的慨叹。对此,官府原应加以安抚、救济才是。但如今官府无力救济,反加以扰民,百姓是受不了的。在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不堪其扰了!即“抚摩力不给,将奈此扰何!”尤袤此诗为民请命,也在结句中明白地表现出来。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是一首作于史致道宴席、并表示歌颂史致道之意的赠人词,但却不与一股的应酬赞美、缺乏主旨的词相同。词人以饱酣的笔墨,充沛的热情,向当时驻守建康的军事行政氏官史正志表达词人的赞颂之情,并通过这一情感的表达,展露词人力主抗金复土的政治怀抱。词写得豪迈而深沉,在主旨广、基调上、笔法亡和结构上,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涯洼种》相近似,但又能显示独特的神采,体现出”复”中的“不复”。
此词采用神奇的神话传说和众多的典故,赋予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和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
词的上阕,词人以奇情异想的笔调,歌颂史氏的高才独出、志向奇壮。词一上来,就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冀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就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词人对史氏的推重。接下去,顺承上文,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仁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作的延伸,不仅显不出词人的非凡想像力,也表明词人这一时期对于“天宫”实即朝廷的深加留意。而且,因为这里的大鹏和“九重”、“五阶”之类都是采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若从大鹏所造这一形象的内涵上来看,大鹏更是点明了被任命为行宫留守和江防前线的军事长官的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运用大鹏的形象作比拟之后,词人再次运用女蜗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持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蜗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趋近词人的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可以收复中原故土,“补”好宋朝已经缺了西北的“半边天”。这是词人此时心恒系之的热血之念,所有的飞腾幻想。奇情壮采,都因为这样的怀抱而变得沉甸甸地,富有很深的思想意义。上阁最后一大句,在语气上还承接着上文,“且归来”是对“又还向九重”、志在补天的鹏鸟的转写,但是在境界上,却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的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着其才能,比维护长江安宁所需要的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才始着墨于题中的宴席描写,但并不渲染其热闹与豪华,这在结构和用墨卜,都与《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补天”才能,还是个文采风流的“文章伯”。“合缕”一词,是为词人对史氏文才的推许作映证。当然,这样的推许,实际上是受到天子手谕史正志表示嘉许的信息激发出的。接韵一个“看”字,就写出了孝宗手谕即“日边消息”给史正志带来的人阁希望,和词人对于这一消息的同样重视。词人在《千秋岁》一词中,曾说过史正志“从今尽是中书考”这样的话,与这里意思相同,而此处表达得则更委婉。“料想”一韵,不写其今日欣喜之情,反而写史致道日后入朝为相、主持政事以后,还会对今日秦淮河上的游赏恋恋于怀,写其于位高校重之时的平常心和风流态,这就深得措意深隐之妙,写出了大人物的情怀儒雅而风流。结韵更是曲笔传倩,既然史氏入朝主政后依然怀念秦淮河上的清游雅集。词人对钟山山水的感情是如此亲厚,自然今日就要与钟山相约,相约成为老朋友了。那么在钟山秦淮边结识的同僚,也是词人的老朋友。词人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词人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而且有“我”;而又以既豪迈且深隐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苫峭奇拔,此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值得指出的是,史正志的政治态度比较依违,并不与坚决主战的词人完全一致,史正志不仅早年想投靠炙手可热的秦桧集团,甚至还为排挤主战派领袖张浚而奔忙,但是,这样的隐情,词人是无法深察的。词人把史正志当成一个主张抗金的同志来歌颂,情有可原。
首联是说:我以微薄的力量为国担当重任,早已感到疲惫。如果继续下去,再而衰,三而竭,无论自己衰弱的体质还是平庸的才干必定无法支持。这与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杜牧的“清时有味是无能”等诗句同一机杼,都是正话反说、反言见意之辞。
颔联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即“只要有利于国家,哪怕是死,我也要去做;哪能因为害怕灾祸而逃避呢。”此联已成为百余年来广为传颂的名句,也是全诗的思想精华之所在,它表现了林则徐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忠诚无私的爱国情操。“生死以”,语出《左传·昭公四年》:郑国大夫子产因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别人毁谤,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里的“以”字原意是“为”、“做”或“从事”,准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才能读懂全诗。
颈联从字面上看似乎心平气和、逆来顺受,其实心底却埋藏着巨痛,细细咀嚼,似有万丈波澜。“谪居”,意为罢官回乡或流放边远地区。按封建社会的惯例,大臣无论受到什么处分,只要未曾杀头,都得叩谢皇恩浩荡。这就像普希金笔下那个忠心耿耿而无端受责的俄国老奴对暴戾的主子说的话一样:“让我去放猪,那也是您的恩典。”接下来是说:“到边疆做一个多干体力活、少动脑子的‘戍卒’,对我正好是养拙之道。”“刚”,即“刚好”、“正好”。也就是说:“您这样处理一个罪臣再合适不过了。”
尾联从赵令《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生发而来:宋真宗时,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奉召廷对,自言临行时其妻送诗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杨朴借这首打油诗对宋真宗表示不愿入朝为官。林则徐巧用此典幽默地说:“我跟老伴开玩笑,这一回我也变成杨朴了,弄不好会送掉老命的。”言外之意,等于含蓄地对道光帝表示:“我也伺候够您了,还是让我安安生生当老百姓吧。”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大忠臣,能说出这样的牢骚话来,也就达到极限了。我们认真体味这首七律,当能感觉出它和屈原的《离骚》一脉相通的心声。
对仗工稳而灵活,是此诗写作技巧上的一个特点。如,以“国家”对“祸福”,以“生死”对“避趋”,按词性来说,都是正对。“生死以”的“以”字作“为”解,是动词;而“之”字是虚词。作者既用“以”字的实词义表达思想内容,又借它的虚词义来与“之”字构成对仗,显示了驾驭文字的深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