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白居易的《长恨歌》对唐玄宗沉湎女色，荒废政事，招致国家大乱，有所讽刺和批判。但说到唐玄宗霸占儿媳——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时，却采取了“为尊者讳”的态度。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中晚唐以后，诗人咏玄宗杨贵妃的作品渐多，但对玄宗霸占儿媳的秽行，大都讳莫如深。李商隐的这首诗，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对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嘲讽。

　　诗选择了唐玄宗与其子李瑁会面的一个典型环境：玄宗在兴庆宫的龙池畔大摆筵宴，敞开云母石的屏风，内外无间，宫中女眷与男性亲属一起参加了盛大的酒会。次句继写酒宴上欢乐场景：羯鼓，其声促急，“破空透远”，响遏行云。这里借用羯鼓震响这一细节，透露出最爱听羯鼓演奏并会击鼓的玄宗的兴高采烈，同时也透露出宴会作乐也已进入得狂欢的高潮。

　　上面把狂欢醉舞的气氛写得这样热烈，是为烘托后两句：夜半后，宴罢归来，宫中的铜壶滴漏声绵绵不绝，心中无事的薛王痛饮后早已睡去，而寿王却彻夜难眠，一个“醒”字非常警策，可见其当时的痛苦情状。第三句是纪实，但也是烘托寿王的“醒”，在这漫漫长夜中，他似也有“似将海水添官漏，共滴长门一夜长”（李益《宫怨》）．那样的感觉吧。

　　这首诗通篇白描，但内蕴深远，一个“醒”字严于斧钺，尖刻地揭开了在礼义廉耻封建帷幕重重遮掩下的极其丑恶的乱伦关系。较之“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李商隐《骊山有感》）和“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杨万里《题武惠妃传》），虽柔婉多了，而深讽冷嘲却犹有过之，是一首语极含蓄而讽意弥深的好诗。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红梅傲然挺立的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

　　首联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红梅迟开的原因。诗人抓住红梅不畏严寒，在百花过后的冬季才开放这一特点，把红梅比拟为一位内心世界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美人，它迟迟开放的原因，是因为”怕愁贪睡”，它为什么而怕愁贪睡呢？是因为担心自己象冰一样晶莹美丽的容貌，会不合世俗的时尚，因而以致于而怕愁贪睡;因此它想用贪睡来摆脱忧愁，所以才不与其它百花一样同时开放，而是”独开迟”。因为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地独自开放，这都是因为担心自己玉洁冰清的美丽容貌会不合时宜的缘故啊。

　　颔联则是说在诗人心中，梅一般是玉洁冰清的白色，偶然出现浅浅的象桃杏般的红色，这是红梅因 “怕”、“恐”，而故意妆扮出的一种从众的姿态。所以，一个“故”字，表明红梅之所以如此，是有一种被迫的意味在内，是为了和谐入俗的缘故。然而红梅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梅花毕竟是梅花，依然保存其特有的品格：“尚余”二字用得绝妙，既无心显露，又无可掩饰。在诗人心中，梅就是梅，无论妆成何色，与“桃杏”截然不同。颔联两句将迟起美人与梅融为一体，可见诗人咏物本领之高妙。虽然故意妆扮出了一点浅浅粉红般的桃杏颜色，但是红梅的枝条还是保持了经受霜雪考验后孤独而细瘦劲挺的姿态。

　　颈联对红梅的内心世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意思是梅花外表上虽然呈现出了粉红的桃杏色，但那不过是它刚喝过酒，是“酒晕”浮上了“玉肌”的缘故。因为梅花的内心是喜寒的，它的本质是高洁的。“未肯”，二字表示出了梅的孤傲品格。己经适应了寒冷的心，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显露出来的一点点浅红的桃杏色，那只不过是酒后泛起的红晕无来由表露在美人玉脂般的面容上罢了。

　　尾联中“绿叶与青枝”：苏轼《志林》卷十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苏轼的意思是批评石曼卿的《红梅》诗，只从“无绿叶”和“有青枝”这一点上来，分辨红梅与桃，杏的区别，确实太简单、太乏味了。这是专求形似，而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所在，所以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究体”。尾联是诗人对前人写梅花的误区发议论。认为认识梅花须从梅花独有的“梅格”，即喜寒凌霜的内在品格或内在精神，来品评。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能够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

　　此词通过描写暮春景色，通体凄怆悲凉，哀婉欲绝，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失为清人令词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上阕首韵三句，写残春之景，点画入微。以金缕晓风、杨花飞舞、玉栏花翻，营造了一片衰败、悲凉、清冷孤寂的气氖。柳色嫩黄，如丝如缕，晓风吹拂均与晏殊“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的《蝶恋花》景似同。而一“残”字实景中寓情。在这一情景之上，一场春雨之后，章台街上，遍地落花。雪白的杨花，被踏入污泥之中。这里作者选用章台这一环境，寓有深意。

　　章台原为战国时秦王的朝会之所。到汉代，章台便为长安街名。在唐宋诗词中，章台却成了秦楼楚馆的代称。唐朝韩拥有妾柳氏，本为长安歌伎。安史乱起，两人失散，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得。后来韩翊得到虞侯许俊的帮助，始得与柳氏团圆。“章台”指柳于是乎始，且有“冶游场所”这一重语意。所以作者以章台新雨后被踏人沙间的杨花喻飘零身世和被践踏、被蹂躏的遭际。　

　　“素雪晴翻”反用谢道韫咏雪“未若柳絮因风起”语意，而以“翻”字传神，以“晴”字陪衬，写杨花飘零的身世，极为细致传神。“为谁飞上玉雕阑”深示感叹，表明杨花在辞树之时，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是不由自主地被东风吹舞，受人摆布的。陈子龙词吟杨花云：“怜他漂泊奈他飞”，又云“轻狂无奈东风恶”，深怜杨花飘零无主。作者于词句中虽未明示东风之无情，然而笔意含蓄，盖纵无东风狂吹，杨花仍将漂泊无主，作者巧妙地在下文二旬补足此意：章台雨后，踏入沙间。

　　“可惜”一词示叹惋之情，深得诗人之旨。诗曰：“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意谓章台雨后，杨花飘零，被走马践踏，没人沙间！比喻入仕清廷，声名委之尘土。

　　下阕深入一层，转而从人情方面着笔。“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沾惹”即承“为谁飞上玉雕阑”而来，由杨花的飞舞无主联想到这离情别恨。像柳絮一般漂泊不定，不知缘由便生离愁，故纵笔，希望能解脱。

　　“青鸟”，据《山海经·大荒经》有三青鸟，一名曰大驾，一名少驾，一名日青鸟。李商隐《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从一“空”字更见出悔意，引出柳絮成萍，幽梦缠绕的悲苦。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水龙吟：‘晓来雨过，遗踪何在，池萍碎。”而杨花和绿萍又皆为飘泊之物，亦如自己的情怀。陈廷焯说：“感慨时事，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

　　杨花飞舞的时候，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所以在情人眼里，好像春天会随杨花飞絮一起飞走似的。然而，在情人们看来，杨花也似乎留恋春天，它飞向空中，飞上雕栏，飞入绿萍间。人们设想央求青鸟衔住杨花，也许春天还可以留住。然而春天毕竟难以留住，因而才有“一春幽梦绿萍间”之叹。

　　末尾二句“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因无限思念而黯然神伤。满天飞舞的杨花，遍地郁郁葱葱的绿萍，能使人愉悦，也能使人伤情。这是因人的情绪而异的，便是所谓移情。由飘舞不定的杨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由一春绿萍联想到春天的将逝，由青鸟空衔联想到情人的渺无音讯和时光的难以挽留，不免使主人公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结句融情于景，凄苦不在言外。

　　这是一首伤别怀人之作。

　　上片主要写行者与居者离别时的情景。在槐、柳夹道的长亭路上，可恨就这样地草草分别了。离别已堪恨，“此别匆匆”就更添人恨。这个“恨”字乃一篇主旨。别后定是“日永如年愁难度”。而当此乍别之际，“高城回首，暮云遮尽，目断人何处”，尤人情所不能堪。这三句化用唐人欧阳詹“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诗意，“目断人何处”一句，明点心事，更觉感情深挚。

　　下片转入行者对居者的思念，又主要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居者。首句写行者在日色将暮时歇马解鞍，寓居旅舍。客馆寒窗，孤寂中又追忆起情人临别时千万句叮咛嘱咐的话语。“千万句”，极言离别时对方叮咛话之多，真可谓“语已多，情未了”，句句包含着无限深情。“一寸柔肠情几许？”柔肠多指女性的缠绵情意，如李清照《点绛唇·闺思》云：“柔肠一寸愁千缕”。“情几许？”语气是反诘，语意却十分肯定。情多少？情无限！结尾“薄衾”三句，如果理解为是行者在旅舍中独宿孤枕，彻夜难眠，也不是讲不通；但这样一来，词意就直露平淡。惠洪是很会写言情词的，宋人许颉《彦周诗话》曾称其“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参寥，虽名世，皆不能及”。所以把末三句理解为行者在旅舍中思念远方女子，想象她此时也一样在相思的煎熬中思念着我。这样讲，意趣就大不相同了。自从自己走了以后，她一个人独守空闺，薄衾半温，孤枕难眠。春宵峭寒，又是薄衾，难以抵御自然界的寒气；又是独宿绣帏，内心更充满了寒意。无人相伴，好梦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夜深人静，听着窗外潇潇雨声，“彻晓潇潇雨”，表明女子在撩乱人心的风雨声中，一直到天亮也没有再睡着。这样，词从对面写来，不但文势曲折深婉，而且表达的感情也倍深一层。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