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首词诸本题作“春景”。乃因伤春而作怀人之思。
首二句直笔写春。莺歌燕舞,花红水绿,旨在突出自然春光之美好。三、四句却转作悲苦语。化用李璟《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春光明媚,本应产生舒适欢畅之感受,而女主人公何以有这般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是为点题之笔。柳絮杨花,标志着春色渐老,春光即逝。同时也是作为别情相思的艺术载体。飞絮蒙蒙,是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念人之情。因为有那刻骨深情的相思,所以忧思约带、腰肢瘦损。“人与绿杨俱瘦。”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感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含意自在其中。直让人想象到一幅花落絮飞,佳人对花兴叹、怜花自怜的图画。
词人之心,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展示流转在节序交替中的伤春念远之情。词从愉快之景象叙起,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愈为悲苦。然而词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衬的效果,甚而不惜极尽雕琢气力状物写景,终不免落于攻琢之痕。“溜”字本写花红之鲜艳欲滴,“皱”则欲状摹水波漾漪之态,亦不可谓不巧矣!然味之终觉神韵欠焉!究其原委,就在于它显得雕琢、吃力。正如其“天连芳草”句,如换“连”为“粘”,则失于穿凿矣!故《吹剑录》谓“莺嘴”二句:“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很多词评家们都恰切地指出了这一点:《草堂诗余》批曰:“琢句奇峭。”《弇州山人词评》评曰“险丽。”《古今词话词品》亦云:“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如此雕炼奇峭,有《粹编》本要以为此词乃黄庭坚所作,实在也是事出有因。
“诗缘情”,贵其感发之力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重其内在之情味意境。而由于诗、词体裁的限制,其用字造句,又特别讲究锤炼洗净。但是这种锤炼不是刻意地雕章琢句。其用心尽管良苦而出之必须自然,浑成无迹,顺手拈来,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秦观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程垓“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摊破江城子》)新鲜奇特,形象生动,各具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得其失,均当以审慎公允态度待之,不隐其得,不讳其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起两句十二个字,连用四叠字:云淡淡,知是疏云;雨潇潇,应是小雨,如李清照《蝶恋花》词:“潇潇微雨闻孤馆”,而非“风雨潇潇”(《诗·郑风·风雨》的“暴疾”(朱熹《诗集传》)的急风骤雨。淡云无语,细雨有声,这淅淅沥沥的声音,暮暮朝朝一直传入人的耳畔,怎能不使人生愁,故开篇的一个字即云“愁”。叠字的连用,又加强了烘托气氛,渲染环境,状物抒情的作用,“别来应是”,语气十分肯定。由于是知己,心心相印,我既为你生愁,你对我必然如此。“眉峰”,源于“(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后言女子眉之美好。康伯可《满庭芳》“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又,眉峰犹眉山。韩偓《生查子》词:“绣被拥娇寒,眉山正愁绝”。“翠减”,是因为古代女子用黛画眉,黛色青黑。欧阳修《踏莎行》:“蓦然旧事心上来,无言敛皱眉山翠”。“腕玉”即玉腕的倒置。秦观《满庭芳》:“玉腕不胜金斗”。三四两句总写人的无心打扮,懒于梳理。古云:“女为悦己者容”。《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说得最明白:“有甚么心情将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这是男方设想对方“别来应是”如此,由于“心已驰神到彼”,故“诗从对面来”。柳永的“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便是。
下片专从自己方面来叙相思。轩“小”而“独”,即使欲排遣愁也不可能,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直逼出一句“情绪好无聊”。这句浅白直率,却是一句大老实话。同是周邦彦的“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这些写刻骨相思的率直语言,张炎认为“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者”,“所谓成浇风也”(《词源·杂论》)。况周颐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说:“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蕙风词话》卷二)。后说为是。对“情绪好无聊”亦应作如是观,因为它表现了“至真之情”,虽“说尽而愈无尽”。结三句用笔潇洒,语淡味浓。萱草别名很多,通常又称鹿葱、忘忧、宜男、川草花、金针花等等。嵇康写进他的《养生论》:“合欢蠲愤,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诗经》叫它谖草。《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传》:“谖草令人忘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除重复上面的话,并引李九华《延寿考》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然唐宋诗人孟郊、梅尧臣等对“忘忧”都提过质疑。“一丛萱草”的本意是说:相思情切,即得萱草,也不能忘忧,暗含有刘敞(原父)诗意:“种萱不种兰,自谓可忘忧;绿叶何萋萋,春愁更茫茫”。“几竿修竹”,取意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中的“佳人”有高节的情操,故与“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刘禹锡《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的竹并列。这句赞对方的品德。最后以缠绵不尽的相思作结:“数叶芭蕉。”芭蕉在诗词中一向是愁的象征。唐人张说《戏草树》诗:“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煜《长相思》词:“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萱草,修竹,芭蕉,或许“小轩独坐”目之所见,但均有蕴意。三句皆缀以数目字,联系开头的四叠字,尤觉意韵悠远,辞情并茂。顾景芳谓小令应“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田同之《西圃词说》)。求之于此词,信然。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