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王国维用罗袜生尘和金屋藏娇来比喻水仙的姿态,突出了水仙的高洁,不媚世俗。下片王国维写了水仙的处世态度,平静的接受世态的变化,对待世事的变迁。王国维在这首词采取了拟人化的创作风格,同时也是以水仙自比,道出了自己的处世态度。
“罗袜悄无尘”,来自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在这里,王国维则是把水仙比作洛神。因为水仙植于水中,它的幽洁、素雅和清香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清秀脱俗的感觉,与洛神那种飘逸恍惚的仙气有某种相似之处。另外,“罗袜无尘”也暗示了水的澄清净洁。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孤高的水仙却是连栖身之地都不能容忍有一丝污垢的。
“金屋浑难贮”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汉武帝表现了与生俱来的豪侈与霸气。水仙连一点儿尘土都不能容忍,怎么可能受人挟制去忍受那满屋的铜臭。
而且不止如此,“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纵然压根就没敢用尘世的金钱和世俗观念亵渎她,纵然你只远远地看上她一眼,她的高洁美丽也往往使你自惭形秽,生怕自己有一点点俗气的流露而使她生厌离去。
这首词到此为止还只是对水仙外观与气质的描写,下片写水仙内心的情思。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是说水仙通达自然代谢之理,既珍惜自己生命的美好,又不因这美好的生命终将逝去而自怜自艾。开的时候孤芳自赏,不求人知;去的时候乐天知命,无悲无怨。“却笑孤山万树梅,狼藉花如许”,梅花凋谢的时候是万点飘零,狼藉满地,令人生怜。
在这首词里王国维把水仙写到高洁得不可接近的地步,其中可能也就包含着入世和出世不可两全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实在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千百年来所有执著于儒家思想和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
这首诗是送别之作,写的是送同僚入京买马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
诗的前两句照应题目,“入京”二字写京城长安一带景色。“晚”和“夕阳”点出送别时间,而“关树”、“长安”为何远所去之处,暗示“入京”,同时勾划出苍茫远景。诗的三、四两句写近景。阵阵回风,蒙蒙细雨,伴着送别酒席,打湿旅人行装,从而把环境与送别自然联系起来,意境颇为别致,而“送”字自在其中。
诗的五、六两句转写此行意义。“边尘黑”点明战争未息,“塞草黄”点明时已深秋。经这里点明“秋”字,上文的“关树”、“回风”、“细雨”等等景物便都觉得真切。这两句言及边地战争,可见诗人身在虢州,心系边塞。诗的结尾两句承“习战”、“防秋”,点明“市马”。“市马”本为“习战”,诗人却由此想到“燕昭市骏”的色而且用“不是学燕王”来说何远此行性质,似乎包含弃置州县,不被看重的叹息。
诗的首联写“关树晚苍苍,长安近夕阳”,是惜“入京”而写自己“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的情态;诗的尾联出“市骏马”而联想到“学燕王”,也包含着“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却又无人赏拔的含义。这正是本诗表现上的一个特点。此外,诗中还表达了对边事的关切。这些都可以反映诗人任职虢州期间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宋人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说:“仲殊之词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为最。”这位本叫张挥的杭州吴山宝月寺和尚,小词写得玲珑剔透,清新俊雅,脍炙人口。
他一落笔,就写“岸草平沙”。这里既无动词,又只列出“岸草”、“平沙”两种场景,可它给我们展现了秀美迷人的画面:江岸两旁绿草如茵,绿草后面是平坦如镜的细沙。在这个画面是中,一个“岸”字提示我们,只有在江中船上了。这一点,直到下片方才点明,然而在起笔中已有所暗示,其间草蛇灰线,一脉贯通,可见词人炼字遣意之精炼、含蓄,构思布局之严谨、巧妙。
可以想象,舟中之人沿着吴江一路看去,其间该见到多少美景,他却一概略去,只突出了“吴王故苑,柳袅烟斜”。吴王夫差纳美女西施,在吴县西南灵岩山上筑馆娃宫让她住。“故苑”,今吴县灵岩山的灵岩寺即其旧址。词人面对吴王故苑,只见柳条细长柔弱,轻烟随风斜飘。景色仍是这么美好,而吴王却已成历史的陈迹,字里行间隐含着风景不殊而人事全非的感慨。
词人就在沉醉于山光水色之间,感慨于历史兴亡之时,发现一阵轻雨之后寒意淡淡,微风过处芳香柔和,原来大好春色正在那千万朵明丽似雪的梨花上,“雨后寒轻”等三句,写江南吴中的春景如诗似画,韵味十足。第一句,写出江南早春的特色和给人的感受;第二句,则抓住了吴中地区春暖花开、香气飘溢的典型场景;第三句紧承前两句而来,描画出雨过风软之际梨花怒放的迷人景象。春在哪里,春在梨花,这是一个奇特而又入理的发现。辛弃疾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鹧鸪天》),那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发现,不过还是受到了仲殊和尚的启发。
“一棹”犹言一桨。“天涯”,形容极远的地方。“一棹天涯”,划一下桨就到了极远的地方,不仅写出了风顺舟轻,水流极快,而且词人陶醉于大好春色的轻快心境也正寓含其中。他是那样的无拘无束,放浪天涯,任舟飘流,活画出这位四海为家的浪漫和尚的神态来。
“酒醒处,残阳乱鸦”既说“酒醒”,那么在舟行之时,词人一面陶醉于山光水色、一面开怀畅饮不觉醉倒的狂放情景,也就不言而喻。待到酒醒时一看,一轮夕阳冉冉欲下,成群暮鸦聒噪乱飞。这儿把酒醉初醒时所见的江南春暮的景色渲染一笔,用语洗炼,形象鲜明;其中的“残”、“乱”字,又把春色撩人、忽感迟暮的恍惚心境,不着痕迹地流露出来,可谓融情入景、情景交融。
“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词人正为春残日暮而心神迷离之际,突然发现了人间还有比自然景色更加动人的春景,使得词人更加神往而深深陶醉了。“红粉”,本为妇女所需,用来称妇女,秋千荡到墙门之外,墙的上部露出了荡秋千姑娘的倩影,所以引得词人发出痴问:这是谁家深院的姑娘,看来似乎岔出了描写吴中春景的本题,实则这才是大自然中最美好最动人的春色。因此词人这一问,可说是画龙点睛之笔,它不仅深化了主题,而且刻画了词人精神一振的神态,揭示了词人向往着青春生活的秘密。而以问作结,无须作答,更使全词留有一种悠然不尽的神韵。
此诗写隐者的闲适生活以及情趣,描绘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传达出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表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
起句写诗人活动的环境非常幽静。开头一个“独”字便给读者留下了突出印象,这个“独”字也贯穿了全篇。“幽篁”指幽深的竹林。《楚辞·九歌·山鬼》说:“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竹里馆”顾名思义是一座建在竹林深处的房子,王维独自坐在里面。他的朋友裴迪的同题诗写道:“出入唯山鸟,幽深无世人。”仅诗的第一句就塑造了一个悠然独处者的形象。
次句承上写诗人悠然独处,借弹琴和长啸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知道王维是著名的音乐家,所以考取进士后,当上了太乐丞。但是他独自坐在竹里馆中弹琴显然不是供人欣赏的,而是抒发自己的怀抱。“长啸”指拖长声音大声吟唱诗歌,如苏轼《和林子中待制》:“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可见弹琴还不足以抒发自己的感情,接着又吟唱了起来。他吟唱的诗也许就是这首《竹里馆》。
诗中写到景物,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幽篁”、“深林”、“明月”。对普照大地的月亮,用一个“明”字来形容其皎洁,并无新意巧思可言,是人人惯用的陈词。至于第一句的“篁”与第三句的“林”,其实是一回事,是重复写诗人置身其间的竹林,而在竹林前加“幽”、“深”两字,不过说明其既非庾信《小园赋》所说的“三竿两竿之竹”,也非柳宗元《青水驿丛竹》诗所说的“檐下疏篁十二茎”,而是一片既幽且深的茂密的竹林。这里,像是随意写出了眼前景物,没有费什么气力去刻画和涂饰。
三、四两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没有人能理解。“深林人不知”本来就是诗中应有之意,如果对人知与不知毫不在意,那他就不会写出这句诗,既然写了这句诗,就表明他还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遗憾的是陪伴他的只是天空中的一轮明月。起句写“人不知”,结句写“月相照”,也可谓相互呼应了。
诗中写人物活动,也只用六个字组成三个词,就是:“独坐、弹琴、长啸”。对人物,既没有描绘其弹奏舒啸之状,也没有表达其喜怒哀乐之情;对琴音与啸声,更没有花任何笔墨写出其音调与声情。表面看来,四句诗的用字造语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四句诗合起来,却妙谛自成,境界自出,蕴含着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作为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名作,它的妙处在于其所显示的是那样一个令人自然而然为之吸引的意境。它不以字句取胜,而从整体见美。它的美在神不在貌,领略和欣赏它的美,也应当遗貌取神,而其神是包孕在意境之中的。就意境而言,它不仅如施补华所说,给人以“清幽绝俗”(《岘佣说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尘虑皆空,外景与内情是泯合无间、融为一体的。而在语言上则从自然中见至味、从平淡中见高韵。它的以自然、平淡为特征的风格美又与它的意境美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可以想见,诗的意境的形成,全赖人物心性和所写景物的内在素质相一致,而不必借助于外在的色相。因此,诗人在我与物会、情与景合之际,就可以如司空图《诗品·自然篇》中所说,“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进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的艺术天地。当然,这里说“俯拾即是”,并不是说诗人在取材上就一无选择,信手拈来;这里说“著手成春”,也不是说诗人在握管时就一无安排,信笔所之。诗中描写周围景色,选择了竹林与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原本一致;诗中抒写自我情怀,选择了弹琴与长啸,则取其与所要表现的那一清幽澄净的心境互为表里。这既是即景即事,而其所以写此景,写此事,自有其酝酿成熟的诗思。更从全诗的组合看,诗人在写月夜幽林的同时,又写了弹琴、长啸,则是以声响托出静境。至于诗的末句写到月来照,不仅与上句的“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这些音响与寂静以及光影明暗的衬映,在安排上既是妙手天成,又是有匠心运用其间的。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