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清照的咏梅词之一,后人曾补题为“残梅”,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写个人情思;堪称咏物词中的佳作。
词的起笔与词题好似无关,但却描绘了一个特殊的抒情环境。前人称这种写法为“先盘远势”。作者首先写出了她住处的寂寞无聊:“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小阁”即小小的闺阁,这是妇女的内寝,“闲窗”即表示内外都是闲静的。“藏”与“锁”互文见义。美好的春光和充满生气的白昼,恰恰被藏锁在这狭小而闲静的圈子里。唐宋时富贵之家的内寝往往有厅堂相连结。小阁设画堂里侧。春光和白昼俱藏锁住了,暗示这里并未感到它们的存在,因而画堂显得特别深幽。“深幽”极言其堂之狭长、暗淡、静阒。作者已习惯这种环境,似乎还满意于它的深幽。古人爱尚雅洁者都喜焚香。篆香是一种中古时期的高级盘香。它的烧尽,表示整日的时光已经流逝,而日影移上帘箔即说明黄昏将近。从所描述的小阁、闲窗、画堂、篆香、帘箔等情形推测,抒情女主人公是生活在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富贵而安闲,但环境的异常冷清寂寞也透露了其生活不幸的消息。“手种江梅渐好”是词意的转折,开始进入咏物。黄昏临近之时,女主人公于室外见到亲手种植的江梅,忽然产生一种欣慰。它的“渐好”能给种树人以安慰;欣赏“手种江梅”,又会有许多往事的联想,因而没有必要再临水登楼赏玩风月了。除了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之外,似乎心情慵倦,于应赏玩的景物都失去了兴致。
词上阕的结尾,由赏梅联想到南朝文人何逊迷恋梅花的事,使词情的发展向借物抒情的方问过渡,渐渐进入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何逊(约480—520)是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情辞宛转、意味隽美,深为唐宋诗人杜甫和黄庭坚所赞赏。梁代天监(梁武帝年号,502—519)年间,他曾为建安王萧伟的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有咏梅的佳篇《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亦作《咏早梅》)。清人江昉刻本《何水部集》于此诗下注云:“逊为建安王水曹,王刺扬州,逊廨舍有梅花一株,日吟咏其下,赋诗云云。后居洛思之,再请其任,抵扬州,花方盛开,逊对花仿惶,终日不能去。”何逊对梅花的一片痴情,是其寂寞苦闷情附着所致。杜诗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清照用何逊之事,又兼用杜诗句意;按她的理解,何逊在扬州是寂寥的。她在寂寞的环境里面对梅花,遂与何逊身世有某些共鸣之感。
词人善于摆脱一般咏物之作胶着物态、敷衍故实的习径、而是笔端充满丰富的情感,联系个人身世,抒发对残梅命运的深深同情。“从来知韵胜”,是她给予梅花整体的赞语。“韵”是风韵、神韵,是形态与品格美的结合。梅花是当得起“韵胜”的,词人肯定了这一点之后,却不再多说,转笔来写它的不幸,发现它零落后别有一番格调意趣。“藉”与“揉”也是互文见义,有践踏摧损之意。梅虽不畏寒冷霜雪,但它毕竟是花,仍具花之娇弱特性,因而也难以禁受风雨的践踏摧损。这是花的命运。由落梅的命运,作者产生各种联想词意呈现很曲折的状态。由落梅联想到古曲《梅花落》,是虚写,以此表现落梅引起作者个人的感伤情绪,造成一团“浓愁”而难以排解。但作者又试图进行自我排解,词情为之一变。梅花的暗香消失、落花似雪,说明其飘谢凋零,丰韵不存。这本应使人产生春恨,迁恨于春日风雨的无情。但词人以为最好还是“莫恨”,“须信道、扫迹情留。”“扫迹”即踪迹扫尽,难以寻觅。“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是补足“情留”之意。“难言处”是对下阕所表达的复杂情感的概括,似乎还有与作者身世的双关的含意。想象一个美好的夜晚,淡淡的月光,投下梅枝横斜优美的姿影。从这姿影里还显示出梅的俊俏风流,应是它扫迹后留下的一点情意。也许明年它又会重开,并带来春的信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突出了梅花格调意趣的高雅,使全词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赞美了一种饱经苦难折磨之后,仍孤高自傲,对人生存信心的高尚的精神品格。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因缺乏必要的线索而无法详考,但从词中所描述的冷清寂寞“无人到”的环境和表现凋残迟暮“难言”的感伤情绪来看,它应是清照遭到家庭变故后的作品。这种变故使清照的词作具有凄凉悲苦的情调。因而在咏残梅的词里,不难发现作者借物咏怀,暗寓了身世之感,其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厚,达到了意与境谐、情景交融的程度,故难辨它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还是咏物了。它和清照那些抒写离别相思和悲苦情绪的作品一样,词语轻巧尖新,词意深婉曲折,表情细腻,音调低沉谐美,富于女性美的持征,最能体现其基本的艺术特色。这首《满庭芳》不仅是《漱玉词》中的佳作,也应是宋人咏物的佳作之一。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
第一首写深夜听唱《竹枝》。四句之中没有介绍是什么人在唱《竹枝》,是男还是女,以及他因为什么要唱这样一种凄凉哀怨的曲子。而只是说在瞿塘峡口,白帝城头,月亮西沉时,烟雾迷漫,一阵阵歌声远远传来,悲凉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唱到声情凄苦之处,音调梗塞,致使周围宿猿栖鸟,齐声悲啼,更烘托出这一曲哀婉动人的悲歌。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交代地点、时间和周围的环境。“水烟低”描写江面上烟雾迷漫,营造一种压抑的气氛;“月向西”说明时间之晚。在这烟波江上,深宵夜半,竟有人吟唱一首悲歌,应该是遇到了极其悲伤的事,郁愤不能自已,故发而为歌,声调凄惨。末句“寒猿暗鸟一时啼”以环境烘托歌声的悲哀。《水经注》引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鸣鸟啼原本似人之哭泣,悲凉的歌声牵动了鸟啼猿鸣,而猿鸟鸣啼又成为《竹枝》的协奏曲,更加倍衬托出悲歌凄怆的情境气氛。诗歌写得如此凄婉动人,与当时诗人寂寞的心情有关。
第二首写静夜听唱《竹枝》。前两句写哀怨如泣的《竹枝》歌声时断时续,打破了夜静空山的沉寂,同时问这幽怨恻怛之歌怨的是何人。以问语说,不直接道出,发人思索,而更觉沉痛可伤。第三句谓这《竹枝》怨歌并非独唱,而是“蛮儿巴女齐声唱”。恋儿巴女,当时对湖北、四川一带男女青少年的一种称谓,因古时称楚国为荆蛮、四川为巴蜀。这齐声所唱之怨歌,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听了,更勾引起自身的愁怨之情,因此末句诗人喟叹云:可愁煞了江楼上的我这个忠州病使君啊!上首借景寓悲,这里则无穷羁愁尽在“杀”之中,倾怀而诉,不嫌直致。
第三首集中重墨描绘诗人于江楼上所见的“竹枝”歌乡之雨景。前两句描绘舟行风雨中。三、四两句由第二句生出,绘水边景致。“冷花”、“湿叶”,雨气逼人;“红簇簇”、“碧凄凄”,描绘歌乡雨景,乡土色彩浓郁而体物入微。
第四首写听江畔唱《竹枝》。前两句写不知何人在江畔唱那《竹枝》歌,前声曲断咽后声调迟迟,状写《竹枝》歌法,声口宛然。后两句写诗人始悟曲调凄苦,因所唱多为通州司马“词苦”诗。元稹任监察御史时,因得罪了当权派,被贬江陵士曹参军,后迁通州司马,遭遇类似白居易。他在通州心情甚悲愤,(白居易曾有《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诗安慰他)因而可能亦曾拟《竹枝》抒其“沉愁”(白诗语),通州司马“词苦”诗中所含寓的志士们流离迁谪之悲,及响彻《竹枝》组歌中的辛酸心声,均蕴于苦调、溢于言表,因而,组诗虽语言通俗流畅,却并不失于率直,而颇得蕴藉之神。
这是一首单相思的词,唐诗宋词中思春、渴慕、怀人的内容非常丰富,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明写或暗示男女二人曾经心心相映,正处于或者曾经有过一段共处的美好时光,此词却迥然不同,完全不提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有意无意地暗示,词中主人公本是单相思,一副少年怀春的徘徊、惆怅之态。词的开篇先写景,并以景物来点明季节性,更以季节性来引出内心情感,从飞絮、开花可知,此为春深之时,暗示此为思春、怀春的季节。写完树木以后,似有意,似无意,加上一句“树底人家朱户”,自己所渴慕之人便在此宅之中,但是并不明写“朱户”即红漆大门。
上阕写春日美景。在古代,原木只有王侯功臣才能受赐门涂红漆,但随着礼法的废弛,普通官宦大户也均可照此办理了。词人爱慕上了这街南树下某大宅中的女子,面对大户人家不敢造次,心情亢奋、激动,而又紧张、忐忑,一片少年心绪不敢明言,只能先说树,再说树下人家,却始终不敢吐露所恋慕的对象究竟是谁。于是他“北楼闲上,疏帘高卷,直见街南树”,“闲”字本意为闲暇,指无目的地随意为之,但词人之上北楼,绝对是有明确目的的,是为了能够看到所恋慕女子的身影,但因为紧张和羞涩,所以故作闲暇状,假装是无事登楼,卷起竹帘来随意眺望,所见的,也不过绿树而已。假装登楼望树,其实是想见所恋慕的女子,希望她能够走出朱漆大门,她袅娜的身影可以再次落入自己眼中。可惜等了很久,却始终未能如愿——“阑干倚尽犹慵去”,每一寸栏杆几乎都靠遍了,还是见不到她,对爱的人,想要离去却不甘心。
下阕表达物是人非的怀旧之情和万般感慨。“慵”字本意为懒散,“慵去”就是懒得离开,其用意也和上阕的“闲”字相同,假装只是犯懒而不曾离去,其实是夙愿难偿而根本不忍离去。词人就这么等了一天又一天,从白天等到黄昏,又从春深等到春尽,“黄昏雨”既表时辰,也表季节,所谓“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一转眼夏季即将到来了。始终望不见心爱之人的身影,词人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干脆出门上马,在街上游荡,希望能得到“偶遇”的机会。“晚春盘马踏青苔”,“盘”字用得佳妙,表示词人骑着马只是原地转圈,并非真的要出门办事,同时也体现出忐忑、徘徊的惆怅心态,又等了很长时间,仍然未能如愿,他干脆连马都不“盘”了,而改之为“驻”,也即停在原地不动——“曾傍绿阴深驻”。然而他最终如愿了吗,却只见“落花犹在,香屏空掩”,人去楼空,仿佛唐代崔护之涛:“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也正如崔护此诗前面所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词人与所恋慕的女子,应该也就这般地见过一两面吧,全词中并没有丝毫透露是否更有深交,而完全是单方面的思恋。
此篇以三幅不同的景象,将词人对佳人的眷恋之情缓缓引出。词人没有直言相思、孤寂、幽怨,只用清新的词汇叙述着他记忆中的点点滴滴,感情含蓄而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