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作不如杜甫多，此诗写纤夫之苦，却是很突出的篇章。
《丁都护歌》是乐府旧题，属《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据传刘宋高祖（裕）的女婿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府内直督护丁旿奉旨料理丧事，其后徐妻（刘裕之长女）向丁询问殓送情况，每发问辄哀叹一声“丁都护”，至为凄切。后人依声制曲，故定名如此。（见《宋书。乐志》）李白以此题写悲苦时事，可谓“未成曲调先有情”了。
“云阳”（即今江苏丹阳县）秦以后为曲阿，天宝初改丹阳，属江南道润州，是长江下游商业繁荣区，有运河直达长江。故首二句说自云阳乘舟北上，两岸商贾云集。把纤夫生活放在这商业网点稠密的背景上，与巨商富贾们的生活形成对照，造境便很典型。“吴牛”乃江淮间水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这里巧妙点出时令，说“吴牛喘月时”比直说盛夏酷暑具体形象，效果好得多。写时与写地，都不直截、呆板，而是配合写境传情，使下面“拖船一何苦”的叹息语意沉痛。“拖船”与“上征”照应，可见是逆水行舟，特别吃力，纤夫的形象就突现纸上。读者仿佛看见那褴褛的一群，挽着纤，喘着气，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步一颠地艰难地行进着……气候如此炎热，劳动强度如此大，渴，自然成为纤夫们最强烈的感觉。然而生活条件如何呢？渴极也只能就河取水，可是“水浊不可饮”呵！仅言“水浊”似不足令人注意，
于是诗人用最有说服力的形象语言来表现：“壶浆半成土”，这哪是人喝的水呢。只说“不可饮”，言下之意是不可饮而饮之，控诉的力量尤为含蓄。纤夫生活条件恶劣岂止一端，而作者独取“水浊不可饮”的细节来表现，是因为这细节最具水上劳动生活的特征；不仅如此，水浊如泥浆，足见天热水浅，又交待出“拖船一何苦”的另一重原因。 以下两句写纤夫的心境。但不是通过直接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他们的歌声即拉船的号子来表现的。称其为“都护歌”，不必指古辞，乃极言其声凄切哀怨，故口唱心悲，泪下如雨，这也照应了题面。
以上八句就拖船之艰难、生活条件之恶劣、心境之哀伤一一写来，似已尽致。不料末四句却翻出更惊心的场面。“万人系磐石”，“系”一作“凿”，结合首句“云阳上征”的诗意看，概指采太湖石由运河北运。云阳地近太湖，而太湖石多孔穴，为建筑园林之材料，唐人已珍视。船夫为官吏役使，得把这些开采难尽的石头运往上游。“磐石”大且多，即有“万人”之力拖（“系”）之，亦断难达于江边（“江浒”）。此照应“拖船一何苦”句，极言行役之艰巨。“无由达”而竟须达之，更把纤夫之苦推向极端。为造成惊心动魄效果，作者更大书特书“磐石”之多之大，“石芒砀（广大貌）”三字形象的表明：这是采之不尽、输之难竭的，而纤夫之苦亦足以感伤千古矣。 全诗层层深入，处处以形象画面代替叙写。篇首“云阳”二字预作伏笔，结尾以“磐石芒砀”点明劳役性质，把诗情推向极致，有点睛的奇效。通篇无刻琢痕迹，由于所取形象集中典型，写来自觉“落笔沉痛，含意深远”，实为“李诗之近杜者”（《唐宋诗醇》）。（周啸天）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