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四句写了深秋之意,秋深寒重,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其后两句言及诗人自己平日的修行状态,即独自参禅打坐,兼学道家;最后两句点题,写黎昕、裴迪二友的到访,于诗人有陶渊明载酒之欢。全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一番悠然。
此诗开篇,有意描摹深秋之意,秋已深、寒已重、雨已侵,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然而此际忽然一声疏钟透空传来,点晴处正在于此。由是作者瞬时感悟,豁然一切,白法已调狂象,玄言已问哲人。
此诗除沉稳之意趣外,另一别致处即在此“玄言”。诗佛并非是侍僧,终有“士子”之心。虽倾心于禅,但并未一心于禅,中国古代“士子”的明哲处即在兼包并蓄,无论何方神圣,于吾有用即为吾用。或被讥为心志不专,然人生之要义本在“护生”,志专而害生、妨生者亦有何义。所以“士子”此举最为温润、最有亲情。由于同是“士子”,王维此处佛、道并用,释、老并观,如十八般兵刃逐一对治,终于此凄风苦雨之际,调伏之悠然自得。最后一“空愧”语,自是惯常之以退为进之法。此一番自得之情,已是无言自喻耳。
此诗与《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意境相仿而更为浑成。此应缘于一者“夏日”,一者“秋夜”。而人生之年岁、境界似亦是“夏日”“秋夜”之别。故而心意尤为安稳,气象分外沉浑。深秋、虫鸣、凄雨、空堂、寒灯,此俱伤感之境象,自为抒愁感伤之良时。然此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颇为难得。概此晚挚友见访,兴会高论之余,兴致仍是盎然。由是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因之有此一番悠然。因亲情中缺失人生重要一环,故而王维于友朋之道甚为倾心,诗中与友朋唱和、同游,抒发相亲、相慕之作者众多。由是不难知晓,于此凄风苦雨之际,生性纤敏之王维,竟能如此安稳,狂象得以调伏、静心以问玄。黎昕、裴迪“见过”,于王维有陶渊明载酒之欢。
这是一篇写法特殊的传记文。文章以“奇”为主线,写徐文长才能奇异、性情奇怪、遭际奇特。首段为序,交代立传缘由。通过阅读者惊讶忘情的情态,反衬作品奇特尖新,其人才能奇异,作者相识恨晚,引出下文。中间数段叙写传主生平,以“入、出、卒”为序。“入”总写才能、性情、遭际,“声名藉甚”与“屡试辄蹶”对比见“数奇”;笑傲纵谈与“膝语蛇行”对比见性奇;薛君采奇其才,胡宗宪重其笔,嘉靖帝喜其表,足见才卓。“出”重点写才能奇异,其诗意境奇伟、匠心独出;其文蕴有卓识、气沉法严;其书笔意奔放、苍劲妩媚;其画超逸有致。诗文书画均如其人,狂放纵情,不同流俗。“卒”重点写遭遇不偶:下狱论死,佯狂自戕,抱愤而卒。结尾为议,感慨传主因奇而奇,“悲夫”一叹,余情邈邈。全文将惺惺相惜之情入乎笔墨,文笔疏荡,形神兼备。
此文主体部分,作者概括地介绍了徐文长的一生。如知遇胡宗宪,上《献白鹿表》,因不得志于有司而“放浪曲蘖”,乃至晚年“佯狂益甚”所招致的不幸遭遇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不是传主干了什么,而是从中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如知遇胡宗宪,在胡幕府中任职一段,徐文长不是自负得意,阿谀奉承,而是“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后升总督,威震东南,因而“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相比之下,可见徐文长才华横溢和不拘礼俗的性格特点。又如对徐文长怀才不遇的描写,作者并没写具体事件和过程,只用“然竟不偶”一笔带过。与此相反,却不惜笔墨地叙写他“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的情况,把徐文长性格旷达、不拘小节和愤世嫉俗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晚年愤益深”一段,义重点叙写他“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有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直到“佯狂益甚”,“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这些描写都有力地突现了徐文长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他个性比较解放,不受封建礼法和世俗的约束,而又才华出众,恃才傲物,因此不为社会所容,只有潦倒终生,“抱愤而卒”。文章充满了对传主的同情和歌颂,充满了对旧社会埋没人才、科举制度摧残人才的控诉和揭露。
写传记文是要纪实的,但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择其要者。此篇的特点是在“择其要者”的基础上,注重突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点,这表现了作者选材和艺术构思的不同。清人杨兆杏在重刻梨云馆本《袁中郎全集》跋中说:“《徐文长传》以奇笔传奇人,其人如见,先生亦如见。”这里“其人如见”指对徐文长形象的刻画,“先生亦如见”指这篇文章选材和艺术构思的特点。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徐文长在诗文创作方面有突出贡献,因此这篇文章也十分注意揭示他诗歌的特点以及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袁宏道是从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的结合点上进行阐释的。从客观原因方面说,徐文长政治失意,因此“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从主观方面讲,徐文长“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因此,他的诗歌“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匠心独出,有王者气”。这样解释徐文长的创作道路及其诗歌特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一段,引用梅客生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突现了一个“奇”字,徐文长不与世俗合流,为人是奇特的。他的诗歌创作,“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也是奇特的。因此这个“奇”字,具有画龙点睛、总括全文的作用。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