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这首宫怨,运用深婉含蓄的笔触,采取以景托情的手法,写一个被剥夺了青春、自由和幸福的少女,在凄凉寂寞的深宫中,形孤影单、卧听宫漏的情景。这是从这位少女的悲惨的一生中剪取下来的一个不眠之夜。
在这个不眠之夜里,诗中人忧思如潮,愁肠似结,她的满腔怨情该是倾吐不尽的。这首诗只有四句,总共二十八个字,照说,即令字字句句都写怨情,恐怕还不能写出她的怨情于万一。可是,作者竟然不惜把前三句都用在写景上,只留下最后一句写到人物,而且就在这最后一句中也没有明写怨情。这样写,乍看像是离开了这首诗所要表现的主题,其实却在艺术效果上更显得有力,更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这是因为:前三句虽是写景,却并非为写景而写景,它们是为最后人物的出场服务的。就通首诗而言,四句诗是融合为一的整体,不论写景与写人,都是为托出怨情服务的。
其二
第二首诗描写在夜深霜重的凄凉环境中,宫中女子孤独寂寞的悲惨情景。她彻夜难眠,想起进宫以来的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她渴望得到君王的眷顾,在银灯下守到夜深,最后还是失望而终。这首诗情感抒发较为直接,心理刻画较为生动,充分地表现了宫中失宠女子的幽怨之情。
古乐府歌辞中有《怨歌行》一篇,其辞是:“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相传是班婕妤所作,以秋扇之见弃,比君恩之中断。王昌龄就《怨歌行》的寓意而加以渲染,借长信故事反映唐代宫廷妇女的生活。
夜深霜重,木石敲击秋砧的声音响彻寒夜。在这样一个孤寂的深夜,深宫中那个失宠的女子依旧牵挂着君主是否添了衣裳,昏暗的银灯下,独自裁剪缝补,明知道君主不会眷顾,却还是在内心深处怀着深切的期盼。
这首诗以心理上的深刻描写见长,抒情直接,寥寥数语将一个深宫失宠的女子渴望君主眷顾,挂念君主寒暖又间杂着对君主弃自己于不顾,对自己的一厢深情视而不见的怨愤和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深宫失宠女子难于言表的幽怨之情。
其三
第三首诗中前两句写天色方晓,金殿已开,就拿起扫帚,从事打扫,这是每天刻板的工作和生活;打扫之余,别无他事,就手执团扇,且共徘徊,这是一时的偷闲和沉思。徘徊,写心情之不定,团扇,喻失宠之可悲。说“且将”则更见出孤寂无聊,唯有袖中此扇,命运相同,可以徘徊与共而已。
后两句进一步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发挥这位宫女的怨情,仍承用班婕妤故事。昭阳,汉殿,即赵飞燕姊妹所居。时当秋日,故鸦称寒鸦。古代以日喻帝王,故日影即指君恩。寒鸦能从昭阳殿上飞过,所以它们身上还带有昭阳日影,而自己深居长信,君王从不一顾,则虽有洁白如玉的容颜,倒反而不及浑身乌黑的老鸦了。她怨恨的是,自己不但不如同类的人,而且不如异类的物——小小的、丑陋的乌鸦。按照一般情况,“拟人必于其伦”,也就是以美的比美的,丑的比丑的,可是玉颜之白与鸦羽之黑,极不相类;不但不类,而且相反,拿来作比,就增强了表达效果。因为如果都是玉颜,则虽略有高下,未必相差很远,那么,她的怨苦,她的不甘心,就不会如此深刻了,而上用“不及”,下用“犹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其实是非常深沉的怨愤。凡此种种,都使得这首诗成为宫怨诗的佳作。
其四
同样是抒写失宠宫嫔的幽怨,表现她们内心的深刻痛苦,在王昌龄笔下,却很少艺术上的雷同重复。第四首诗则带有更多的直接抒情和细致刻画心理的特点。
第一句就单刀直入,抒写失宠宫嫔的内心活动。“真成薄命”,是说想不到竟真是个命运不幸的失宠者。这个开头,显得有些突兀,让人感到其中有很多省略。看来她不久前还是得宠者。但宫嫔得宠与否,往往取决于君主一时好恶,或纯出偶然的机缘。因此这些完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宫嫔就特别相信命运。得宠,归之幸运;失宠,归之命薄。而且就在得宠之时,也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失宠的厄运会突然降临在自己头上。“真成薄命”这四个字,恰似这位失宠宫嫔内心深处一声沉重的叹息,把她那种时时担心厄运降临,而当厄运终于落到头上时既难以置信,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的复杂心理和盘托出了。这样的心理刻画,是很富包蕴的。
失宠的命运降临之后,她陷入久久的寻思。因“思”而入“梦”,梦中又在重温过去的欢乐,表现出对命运的希冀,对君主的幻想,而在自己心中重新编织得宠的幻影。但幻梦毕竟代替不了现实,一觉醒来,眼前面对的仍是寂寞的长信宫殿,梧桐秋叶,珠帘夜霜,听到的仍是悠长凄凉的铜壶清漏。于是又不得不怀疑自己这种侥幸的希望原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幻梦。以上两句,把女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而又层次分明。
就在这位失宠者由思而梦,由梦而疑,心灵上倍受痛苦煎熬的时刻,不远的西宫那边却向她展示了一幅灯火辉煌的图景。不用说,此刻西宫中又正在彻夜宴饮,重演“平阳歌舞新承宠”的场面了。这情景对她来说是那样的熟悉,使她一下子就唤起了对自己“新承宠”时的记忆,仿佛回到了当初在复道受君主恩宠的日子。可是这一切此刻又变得那样遥远,承宠的场面虽在重演,但华美的西宫已经换了新主。“分明”二字,意余言外,耐人咀嚼。它包含了失宠者在寂寞凄凉中对往事历历分明的记忆和无限的追恋,也蕴含着往事不可回复的深沉感慨和无限怅惘,更透露出不堪回首往事的深刻哀伤。
其五
这是一首抒发宫怨的诗歌。昭阳殿是西汉赵飞燕得宠时住的寝宫,后来以昭阳殿泛指得宠嫔妃。长信宫是在赵飞燕得宠时失宠嫔妃班婕妤住的寝宫,后来泛指失宠嫔妃。
后两句运用对比描写出失宠于得宠截然不同的差距,白露堂中细草迹是指失宠嫔妃的宫闱清冷,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凄清,使得人物也显得十分幽怨。
红罗帐里不胜情,是指得宠的嫔妃寝宫里红帐高挂,与君王软语温存,不胜惬意,说不完的情意绵绵话。
王昌龄从女性角度出发,运用对比,生动形象刻画了失宠嫔妃与得宠嫔妃的天壤之别,是宫怨诗中难得的题材。对那些嫔妃寄予深深的同情。
唐时长安的菊花,尽管不象牡丹那样“花开时节动京城”,有“真国色”之誉,但毕竟曾盛极一时,为许多诗人所吟唱。至今,西安兴庆公园中的菊花仍繁衍不绝,声驰中外,唐代遗风依约可见。
本诗的作者思念京都长安,却将菊花特提,并满庭植菊,以寄托忆念之情。看来,诗人是有意将长安与菊连在一起,在婉转地透露其心曲。据有关资料载述,诗人性格疏旷,不拘小节,曾为西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时常感慨唐末世之衰,对开元盛世追慕不已,谓:“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长安清明》)。诗人在这里忆念长安菊,或是藉以发抒追昔怀旧之情吧!开首的二句,一“因”一“果”,呼应成趣,章法细密谨严。而且.以对话的语势叙事抒情,也给人以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而对红兰,诗人则是另一副态度,在告诫它:切莫因菊花的颜色素雅而恣意轻慢,菊花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有过龙山泛酒的小凡经历呢。龙山泛洒,据《世说新语》注引《孟嘉别传》载,盂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官僚咸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嘉薄饮,愈多不乱,自言得酒中真趣。并未述及采菊泛酒事,但是,古时有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洒”(《荆楚岁时记》)的习俗,诗人盖将二事糅为一体,意在强调菊花的不同凡流。
本诗看去是平直叙述,无多机巧,实则寓曲于直,多弦外之音。大概诗人有过被人轻慢的经历,故而暗以菊相标榜,忆起“白马似冷朱绂贵,彩衣遥惹御炉香”(《寄右省李起居》)的京师生活,才有“龙山泛酒”之喻。借咏菊婉曲地表述了他郁闷不平的心理。
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积极抗金,刘琦、岳飞、韩世忠等也在中原重击金兵,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任用秦桧,力主和议,罢斥一批抗战人士,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本词作于同年秋季。作者痛感朝廷失计、和议误国,满腔愤懑,发之于词。上片以眼看神州沦丧哪有范仲淹、韩琦式的英雄人物来保卫河山起句,极度愤慨溢于言词。“北望”二句,北望长安不见,意为中原已沦丧,连函谷关以西的大物土地也失陷了,语含讥讽,情极沉痛。“晨嘶”二句,写自己清晨骑马出营,傍晚伴着胡笳宿营,因为订了和议,结果任凭岁月流逝,闲白了头发,却不见抗战杀敌。“三秦”二句,宕开一笔,回顾历史。收复陕西,在历史上有过,那是汉初三杰的故事。言下之意,今天仍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在于实行抗战政策和任用贤才。
下片紧承上片写不能收复失地的原因。“试看”二句,关中形势险要可以坚守,但朝廷在千里之外,又力主和议,不肯发兵。这里,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桧一帮卖国贼,进行谴责。愤怒地揭发了投降派的罪行。“阃外”二句,回顾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张浚合五路兵马与金兀术战于富平(甘肃灵武),诸军皆败之事,但今天人们忘记耻辱,又谈和议。“拜将”三句,“台”,“阁杳”,写这几处历史文物被破坏和被遗忘,表现了当时人们不重人才和糟蹋人才。能守而不守,忘记耻辱,糟蹋人才而侈谈和议,这些现实都促使充满爱国激情的作者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仰天长叹。最后以“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作结。全词充满政治色彩,论事透彻,用典恰当;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此词为感时而发所作,斥责和议之非,期待有抱负才能的报国之士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固它用东坡赤壁怀古韵,故此词亦可称“兴元怀古”。全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不过东坡赤壁词主要追思怀念周瑜,此词则追怀与当地有关的好几个历史人物。
(一)“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项羽入关后分秦地为三,后因称关中为三秦。汉家三杰,就是辅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刘邦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南郑。后来他听从萧何建议,南郑为韩信筑坛拜将。刘邦后来出关向东讨伐项羽,并最终取胜,主要就是依靠了张良、萧何、韩信。
(二)“拜将台欹,怀贤阁杳。”怀贤阁是纪念三国时北伐至此的诸葛亮。这是因为诸葛亮几度北伐,即驻兵汉中以出斜谷,而且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陆游《感旧》诗记南郑两个胜迹,就是拜将坛与武侯庙。“惨淡遗坛侧,萧条古庙壖。”自注:“拜韩信坛至今犹存。沔阳有蜀后主所立武侯庙。”怀贤阁建于斜谷口,北宋时犹存。《苏轼诗集》卷四有诗题曰:“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一范一韩,指的是北宋时驻守西北边境的范仲淹与韩琦。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抵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成就大业,有的北伐中原,有的威震边陲。“神州沉陆”、北宋沦亡之后,面对“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物壁”的山河残破的形势,不能不令人临风怀想古来于此为国立功的上述先贤。这时作为边帅初到兴元的胡世将怀古感时,以表达他希钦和追慕的先贤感情。但首句“神州沉陆”之后,紧接着“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这么写实是深慨当代没有这样的人物。紧接着下面说“汉家三杰”已成“往事”,拜将台与怀贤阁则一“欹”一“杳”,都是暗寓“时无英雄”之慨。
当时张浚是个名望很高的主战派领袖,主张“中兴当自关、陕始”,自请宣抚川陕。可惜他志大才疏,对金兵作战常失利。建炎四年九月,他所指挥的五路之兵四十万人与金兵交战合溃败于富平(今属陕西),至追此关、陕丧失不可复。胡世将上痛和议之非,近伤富平之败,和则非计,战则非能,抚今怀古之余,内心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既愤且忧,自然“赢得头如雪”了。以功业论,无疑胡世将还算不上什么“中兴名臣”。但此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不失塞外边将的气度。“塞马晨嘶,胡笳夕引”两句,也很好体现了西北战场特有的边塞气氛。篇末写怒发上指,阑干拍遍,情怀激愤,这么写显示内心忧愤既巨且深,再也无法平复了。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