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据《唐诗纪事》及崔峒朋友们的诗文记载,崔曾登进士第,大历中任拾遗、补阙等职,后因事贬为潞府(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县北)功曹,终被贬于州刺史,卒于贞元中期。从诗的作年和诗中语气来考察,这首诗可能即作于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于闲官,且诗人所居之地又远离朝廷,因而诗的上句说数年来漂泊江湖,摒弃做官的虚名,下句“竹杖纱巾”,是隐者装束,意思说自己逍遥自在地生活,大遂平生之愿。金圣叹批曰:“‘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之四上)以“遂”字为中心解这两句诗,一语中地。下一联具体描写潇洒的生活:“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云外”,即指世俗之外,宦海之外,此指诗人现居的闲散之地,此联诗人自述一切率意而为,有时逢寺即宿,有时日落西山,无事时沿江漫行。这两句颇似司空曙《江村即事》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一联的意趣。
颈联归结到寄韦李本意。“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上句陶潜指李明府,陶曾为彭泽令,故以陶比李,下句庾亮指韦应物。陶渊明既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李又是崔峒友人,从那首《赠同官李明府》中“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的句子,可以看出李明府也是一位胸怀磊落的人物;庾亮为晋朝太尉,《晋书》卷七十三载:亮都督江荆六州军事,镇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楼,亮至,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据胡床啸咏,其坦率多类此。”“楼中对月”疑写此事。韦应物为大历、贞元间著名山水诗人,性格清雅闲静,诗风恬淡,亦非追求功名利禄者。崔峒以两位清雅疏放的古人,比喻两位同样雅洁的今人,说他们做官,不说政绩怎样,而说看花、对月,这样写主要是对他们“吏隐”生活的向往,同时稍露自伤不遇之情。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尾联转入满腹牢骚不平,诗人向两位朋友诉苦:我不远万里,到京城献书,谁知“君之门兮九重”,一片赤诚,难以上达天听,不为君知。这两句并不是“悔献书”,他对献书毫不悔恨,只是怨自己运气不好,怨君王深居禁中,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干,使得他不能象韦苏州和李明府那样,既能当官,又过着“潇洒送日月”的生活。“十才子”诗中常交织着“仕”与“隐”的矛盾。他们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最惬意的莫过于“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这样吏、隐两全的生活,崔峒因未得到这种“待遇”而产生怨恨,不过,他的“怨”,是“怨而不怒”,合乎中庸之道的。崔峒的友人王烈有一首《酬崔峒》诗,对他的矛盾心理写得很形象具体:“狥旬世甘长往,逢时忝一官。欲朝青琐去,羞向白云看。荣宠无心易,艰危抗节难”。
崔峒的诗全国仅存一卷,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被选录了崔诗九首,并评价云:“崔拾遗,文彩炳然,意思方雅。”这首诗,意象高华,投赠之意,怨愤之情,出以雅正之笔,为崔诗中的佳作。
这首诗是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晚唐后期,唐帝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时代的衰飒气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创作的诗句表现出一种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元好问借用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随春草斗输赢”来批评陆龟蒙等隐士生活在晚唐社会动荡时代,不作忧国感愤之辞而徒兴春草输赢的叹惜。这里也反映了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时是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的。不过陆龟蒙象古代许多隐士一样,并非真正忘怀世事,陆龟蒙也写过讽刺现实的作品如《新沙》、《筑城池》、《记稻鼠》等。
诗命题为“白云歌”,诗中紧紧抓住白云这一形象,展开情怀的抒发。白云向来是和隐者联系在一起的。南朝时,陶弘景隐于句曲山,齐高帝萧道成有诏问他“山中何所有?”他作诗答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从此白云便与隐者结下不解之缘了。白云自由不羁,高举脱俗,洁白无瑕,是隐者品格的最好象征,李白这首诗直接从白云入手,不需费词,一下子便把人们带入清逸高洁的境界。
为了充分利用白云的形象和作用,这首送别诗不再从别的方面申叙离情,只择取刘十六自秦归隐于楚的行程落笔。从首句“楚山秦山皆白云”起,这朵白云便与他形影不离,随他渡湘水随他入楚山里,直到末句“白云堪卧君早归”,祝愿他高卧白云为止,可以说全诗从白云始,以白云终。读者似乎只看到一朵白云的飘浮,而隐者的高洁,隐逸行动的高尚,尽在不言之中。胡应麟说“诗贵清空”,又说“诗主风神”(《诗薮》),这首诗不直写隐者,也不咏物式地实描白云,而只把它当做隐逸的象征。因此,是隐者,亦是白云;是白云,亦是隐者,真正达到清空高妙,风神潇洒的境界。方弘静说:“《白云歌》无咏物句,自是天仙语,他人稍有拟象,即属凡辞。”是体会到了这一妙处的。
这首歌行运笔极为自然,而自然中又包含匠心。首句称地,不直言秦、楚,而称“楚山”、“秦山”,不仅与归山相应,气氛谐调,增强隐逸色调;而且古人以为云触山石而生,自然地引出了白云。择字之妙,一笔双关。当诗笔触及湘水时,随事生情,点染上“女萝衣”一句。屈原《九歌·山鬼》云:“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女萝衣”即代指山鬼。山鬼爱慕有善行好姿的人,“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汉代王逸注云:“所思,谓清洁之士若屈原者也。”这里借用这一故实,意谓湘水对洁身修德之人将以盛情相待,进一步渲染了隐逸地的可爱和归者之当归。而隐以屈原喻归者,又自在言外。末句一个“堪”字包含无限感慨。白云堪卧,也就是市朝不可居。有了这个“堪”字,“君早归”三字虽极平实,也含有无限坚定的意味了。表现得含蓄深厚,平淡中有锋芒。
此诗采用了歌体形式来表达倾泻奔放的感情是十分适宜的。句式上又多用顶真修辞手法,即下一句之首重复上一句之尾的词语,具有民歌复沓歌咏的风味,增加了音节的流美和情意的缠绵,使内容和艺术形式达到和谐的统一。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