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介绍李衍：“善画竹，青绿设色师李颇。人争欲得之，求者日踵门不厌。画竹二百年来，用意精深，无如之者。后使交趾，深入竹乡，于竹之形色情状，辨析精到。”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画竹，不易见，但这首曲子却能使读者想见其作品的风神。
该篇题为“息斋画竹”，作者却并不直接评说竹子画得如何如何，而是先巧妙地用了两则传说的典故：一是东汉仙人费长房，掷青竹杖化龙事。作者将画上的竹子比为“神龙蜕形”，可见竹姿的劲健和生动。二是凤凰食竹事。“丹山”是凤凰的巢穴，凤凰非竹实不食，如今受到画竹的诱惑而飞来“栖庭”，可知李衍所作的是一幅壁画。“神龙”、“彩凤”，对仗工整，妙在前者是画竹本身的暗喻，后者则是作者观画后的奇特联想。这两句用的都是神话传说，作者引为感受，实是赞美李衍绘出了非人境所有的仙作。
三、四两句，进一步细绘画面的内容。李衍的这幅竹子，中间夹杂着新竹，竹尖从“粉箨”中抽出，而竹下还点缀着苔藓。画竹画出壳皮上的细粉已是够绝的了，更何况是那样鲜活，仿佛一阵风吹来还会扬起它的清香；苔色深苍，调色自亦不易，而奇在画上的苍苔还让人产生“冷”的感觉，似乎刚刚经受过一番雨水的洗刷。这两句充分调动了艺术审美的联想，综合了形、色、香、觉的感官享受，将“息斋画竹”的外象和气质重现得栩栩如生。要不是作者加一句“栖仙翁笔底春生”，人们恐怕会错以为是一丛真竹子呢。
末两句显示了“息斋画竹”的总体效果。李衍画在壁上的这幅杰作，犹如在庭院中栽上了一片翠竹，宜月宜酒，使人仿佛置身于潇湘一带的自然美景之中。这两句富于诗情画意，用明月阑珊、酒意瞢腾、潇湘缥缈这种种充溢着朦胧美的意境作为借衬，展现出画作娟美的风神。全篇未出“画竹”二字，却句句不离题面；不下文字断语，却用一系列形象代替，作出了最好说明。
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
这首词写女子怀人，属于花间词常见的内容。
上片全是写景。“绿槐”二句是室外之景，境界宁静；“画帘”三句是室内之景，境界幽绝。这些看似客观描写，而却是女主人公的感受，于宁静、幽绝之中可见女子的狐独。
下片以夜色表达女子的相思。“碧天云”既是所见的夜色，又暗指她所怀的漂流在外的人。“夜夜”句用风雨摇窗，深夜梦醒的典型环境，表达她对远人的深沉眷恋。末句是哀切的呼唤。叶嘉莹在《嘉陵论词丛稿》中评道：“恳挚深厚，真乃直入人心，无所抗拒，且不仅直入人心，更且盘旋郁结，久久而不能去。”
花间派词人很注意意象的选取。“绿槐阴里黄莺语”，黄莺儿在绿槐阴里啼啭，这是很美的句子。“槐”通“怀”，通常与怀人有关。例如杜荀鹤“客路客路何悠悠，蝉声向背槐花愁”。更何况，槐花香气四溢，其细碎又能引人细微之思。黄莺儿在思妇诗词中也多次出现，例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是黄莺儿形象美丽，叫声清脆娇嫩，最能体现春之特征，也与女子形象相暗示呼应。
黄莺语是写声音，“深院无人春昼午”则是写静谧。但静并非无人，画帘低垂，帘上的金凤凰在随风舞蹈，绣屏寂寞，一炷幽香默默燃烧。闺中的寂寞与思念无处不在，而这寂寞又染着些香艳，越发惹人怜惜。
“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三句是女主人公在倾诉衷肠：所思念的游子就像那碧天中的云彩一样行踪不定，只能在梦里往来相见。“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君信否”，就是“君知否”。结尾两句意为：夜夜在绿窗下听那些风风雨雨，肝肠寸断，君可曾知晓？独居孤处的女主人公在极端的苦闷中无法可想，只能对着远方如此倾诉。这样，她对行人的深厚情意以及思而不见的抑郁心情，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