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
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
陈亮的这首词初看是咏梅，但并不单纯是为了咏梅，而是有所寄托，作者想借梅的高风亮节来比喻自己的卓尔不然。
词的上片，作者用凝炼的画笔，似乎毫不经意地就点染出屋角檐下那两三枝每天都见到但并未留心过的梅的绰约风姿。“的皪两三枝，点破暮烟苍碧”，“的皪”，用这两字点出梅花的秀洁，但也只有两三枝，故并不显得繁艳。而在“苍碧”的暮烟衬托下，却还是十分醒目，所以特用“点破”二字，以示不凡。作者笔下没有给读者一个鲜花锦簇的热烈画面，而只以“两三枝”相点缀，似乎显得冷清。这是因为梅开于冬春之际，这使它与姹紫嫣红的春花不同，它的开放，要经受一番与严寒的搏斗。梅以虬劲的枝干和甚至显得稀疏的花朵，在万卉凋零的严寒中向世界显示了它独出的英姿，这孤傲给人以特殊的美感。人们折梅或画梅，往往只取一两枝，正不以繁华似锦为美。因此，词中“的皪两三枝”确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正因其少，才给人以“点破”“暮烟苍碧”的感觉。接下来，词人用带有主观情意的“好在屋檐斜入，傍玉奴吹笛”，使这梅介入人事，并赋予它以情感。
词的下片更以抒情为主。换头两句不仅有承转作用，而且极力渲染夜色，造成一种优美静谧的境界，为写朦胧梦境创造条件。然后，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梦中化蝶、追踪香迹抒发自己对梅的喜爱和追求之情，乃更出新意。再续以“恐幽香难觅”一句为结，却言梦中虽可化蝶穿花，却因无法再寻觅到梅的幽香而若有所失，写出爱梅人对梅可见而不可及的微妙心理。如此虚虚实实、或梦或醒，既真切而又光怪陆离，把这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来写，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借物咏怀的手法，是中国魏晋之际的阮籍首创，他用此法创作了80多首诗词，此后，很多身居战乱中怀才不遇的诗人常采用这种手法来借物寄心，写怀述志。“咏梅”更是历代诗词作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所以，关于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描写，总难免除落入俗套之运。像众所周知的梅的高洁品格，这当然是必须突出的重点，但若纯粹地只从这点着眼，就势必会步前人后尘。如何从这里独辟蹊径，写出新意，那就得看作者的功力了。陈亮的这首诗词，从表面上看，显得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语，运用历史典故亦不多。但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它仍是以新的手段写出新的志趣，并未落入前人窠臼，而实在是独具一格，精妙独到。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