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吴激是出使金朝、被留异国的南方诗人。从柳暗花明的江南，来此风雪纷扬的北庭，无疑如进入一个陌生世界那样令人震愕；何况又是远离故土，屈仕于敌国之翰林院，便更有一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然而，诗人毕竟不能按抑对故国故乡的思念。“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那身在异国的生涯，对吴激来说，实在是被纷纭如烟的故土之梦牵萦环绕着的。
所以当他猛一见到友人家画有故国潇湘山水的图画时，又惊喜而呼，如醉如痴了。“江南春水碧如酒”，画面上大笔抹染的，是一派绿意盎然的南国之春，幽幽的湘江，浩浩荡荡地从画面深处奔来。它是碧澄的，多情的，带着春来的脉脉欣喜和摇漾不尽的波光笑影，浮横在诗人眼前。昊激自己也擅长书画，也许因此对色彩、光影更其敏感。此句正是抓住春来江水“碧”如蓝的特点，又出人意外地用浓醇的“酒”色作比，便赋予了画中的潇湘春水以格外迷人的魅力。
画面之美还远不止于此。碧绿的清江上，远远近近，更有悠悠的船影点染其间。有的顺流而“来”，有的溯波而“往”，在这江山如画的南国行旅，完全不像在关外的春日还得踏冰披雪；那远行在潇湘之同的“客子”，正是最乐于以船为家的。“客子往来船是家”句，正这样在诗人眼际，展开了一幅画笔也描摹不出的关妙动境；它因此也可以从相对的角度，读作为凝神观画的诗人情不自禁的兴叹——当《潇湘图》上的船恍然间移动起来，诗人也同回到了往日的岁月，重又领略着春江赏景的客行之趣，而激荡起这种认船为“家刀的亲切、温馨之情。
正如诗人在北庭所常常做过的梦境一样，他此刻置身在友人家的画幅前，竞也怀疑起眼中所见的究竟是画、还是“梦”了。那画面上的潇湘山水，明明是在万里故国的江南；那船行于青山绿水间的景像，更决非能在这风沙满天的塞外一遇。也许是因为这《潇湘图》，画得实在太过传神；也许是因为那故国的山水，睽违得实在太久。所以令诗入猛一见到这丹青绘染之境，也不免有一种梦中神游般的惊喜了。“忽见画图疑是梦”所表现的，就是诗人在见画如见故国山水中，如幻如梦、热泪涌注的动情一幕。诗人无疑希望，这馨的梦境，能再持续得长久些。
然而它竟没再持续：随着结句“而今鞍马老风沙”的闪现，这令诗人欷歔动情的梦境，就很快惊散，破碎成再难续的翩翩碎影了。作为一位兼替书画的诗人，吴激完全了解精妙的绘画所具有的迷人魅力，也因此最易从梦寐般的画境中返回现实。于是画中的南国山水，便又与诗人葱笼的忆念分离，回复了它那由色彩和线条组成的虚影；而恍在故国南土山水间游赏的诗人，又面对了身栖关外的凄苦生涯，这便是他已经度过、并且还将继续度着约异国岁月，他恐怕只能在这样的岁月中终老天涯了。
清美邈远的江南画境，与纷乱黯淡的关外实境的急剧变换，造成了这首题画诗所表现情感的巨大逆转。当飘缈如烟的故国山水随画面一齐隐去，就只剩下了一位北庭“风沙”中忧郁南望的苍老诗人——就这结句所展示的境界说，它便似乎不再是一首题画之作，而是借《潇湘图》作反衬的一幅黯然神伤的自画像了。
苔藓自是低级植物，多寄生于阴暗潮湿之处，可它也有自己的生命本能和生活意向，并不会因为环境恶劣而丧失生发的勇气，诗人能看到这一点并歌而颂之，很有眼光！
「白日不到处」，是如此一个不宜生命成长的地方，可是苔藓却长出绿意来，展现出自己的青春，而这青春从何而来？「恰自来」，嗯，并不从何处来，而是生命力旺盛的苔藓自己创造出来的！它就是凭着坚强的活力，突破环境的重重窒碍，焕发青春的光采。
苔也会开花的，当然，怪可怜的，花如米粒般细小，但难道小的就不是花吗？只要能够开放，结出种子，繁衍后代，便是生命的胜利。所以，「也学牡丹开」，既是谦虚，也是骄傲！对的，苔花如此细小低微，自不能跟国色天香的牡丹相比，可是牡丹是受人玩赏而受悉心栽培的，而苔花却是靠自己生命的力量自强，争得和花一样开放的权利——这世道并非仅为少数天才和英雄而存在的！
其一
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置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放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直，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直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姜尚，八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姜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句诗表达了他准备冲破一切阻力，去施展自己的抱负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神。给遇到挫折，遭遇困难，受到打击而感到前路茫然的人们一种信心、一种勇气、一股力量。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二句，八十四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清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直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姜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行路难”是乐府古题，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李白这组《行路难》诗主要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情怀，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在悲愤中不乏豪迈气概，在失意中仍怀有希望。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此诗多写世道艰难，表达了离愁别绪。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个开头与第一首不同。第一首用赋的手法，从筵席上的美酒佳肴写起，起得比较平。这一首，一开头就陡起壁立，让久久郁积在内心里的感受，一下子喷发出来。亦赋亦比，使读者感到它的思想感情内容十分深广。后来孟郊写了“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的诗句，可能受了此诗的启发，但气局比李白差多了。能够和它相比的，还是李白自己的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类诗句，大概只有李白那种胸襟才能写得出。不过，《蜀道难》用徒步上青天来比喻蜀道的艰难，使人直接想到那一带山川的艰险，却并不感到文意上有过多的埋伏。而这一首，用青天来形容大道的宽阔，照说这样的大道是易于行路的，但紧接着却是“我独不得出”，就让人感到这里面有许多潜台词。这样，这个警句的开头就引起了人们对下文的注意。
“羞逐”以下六句，是两句一组。“羞逐”两句是写自己的不愿意。唐代上层社会喜欢拿斗鸡进行游戏或赌博。唐玄宗曾在宫内造鸡坊，斗鸡的小儿因而得宠。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如果要去学斗鸡，是可以交接一些纨绔子弟，在仕途上打开一点后门的。但李白对此嗤之以鼻，所以声明自己羞于去追随长安里社中的小儿。这两句和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所说的“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干虹霓”是一个意思。都是说他不屑与“长安社中儿”为伍。那么，去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呢？“弹直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曳裾王门”，即拉起衣服前襟，出入权贵之门。“弹直作歌”，用的是冯谖的典故。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客，觉得孟尝君对自己不够礼遇，开始时经常弹直而歌，表示要回去。李白是希望“平交王侯”的，而此时在长安，权贵们并不把他当一回事，因而使他象冯谖一样感到不能忍受。这两句是写他的不称意。“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韩信未得志时，在淮阴曾受到一些市井无赖们的嘲笑和侮辱。贾谊年轻有才，汉文帝本打算重用，但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的忌妒、反对，后来竟遭贬逐。李白借用了韩信、贾谊的典故，写出在长安时一般社会上的人对他嘲笑、轻视，而当权者则加以忌妒和打击。这两句是写他的不得志。
“君不见”以下六句，深情歌唱当初燕国君臣互相尊重和信任，流露他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表现了他对理想的君臣关系的追求。战国时燕昭王为了使国家富强，尊郭隗为师，于易水边筑台置黄金其上，以招揽贤士。于是乐毅、邹衍、剧辛纷纷来归，为燕所用。燕昭王对于他们不仅言听计从，而且屈己下士，折节相待。当邹衍到燕时，昭王“拥篲先驱”，亲自扫除道路迎接，恐怕灰尘飞扬，用衣袖挡住扫帚，以示恭敬。李白始终希望君臣之间能够有一种比较推心置腹的关系。他常以伊尹、姜尚、张良、诸葛亮自比，原因之一，也正因为他们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但这种关系在现实中却是不存在的。唐玄宗这时已经腐化而且昏庸，根本没有真正的求贤、重贤之心，下诏召李白进京，也只不过是装出一副爱才的姿态，并要他写一点歌功颂德的文字而已。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慨叹昭王已死，没有人再洒扫黄金台，实际上是表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诗人的感慨是很深的，也是很沉痛的。
以上十二句，都是承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对“行路难”作具体描写的。既然朝廷上下都不是看重他，而是排斥他，那么就只有拂袖而去了。“行路难，归去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有此路可走。这两句既是沉重的叹息，也是愤怒的抗议。
这首诗表现了李白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顿中仍然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象燕昭王和乐毅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它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
其三
此篇纯言退意，与第一篇心情有异。通篇以对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最后赞成张翰唯求适意的人生态度。一篇之意三层而两折。言虚名无益，是不否定事功之意。而功成则须及时退身，一为避祸，二求适意自由。这是李白人生哲学的基调。
此篇用典频繁，但不是自比古人，而是通过对古人的评论表达出至为复杂的心情。首先对许由、伯夷与叔齐的弃世提出非议，可见前两首所说的“济沧海”“归去来”并非心甘情愿；可是，接着又对伍员、屈原、陆机、李斯之殒身政治表示不满。弃世既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济世又深感世情险恶，两边都不是他原意选择的出路。正因为如此，李白的“行路难”才有别于鲍照等人，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不用说，诗中引用历史教训也出于现实感受。
如果说第二首用典主要是揭露宫廷的腐败，此首则在揭露宫廷政治的黑暗和险恶，两方面都是诗人在长安宫廷的切身感受，也是他不得不辞官的理由。最后他对及时身退的张翰表示赞赏，正如前两首的结尾一样，不过是无可奈何之下的强自宽解，也是对现实表示抗议的激愤之词。“且乐生前一杯酒”，犹如“直挂云帆济沧海”，神仙和酒原是李白排除忧愤的两大法宝。但他还说过“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举杯消愁愁更愁”，无论仙与酒都无济于事，原因就在于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这种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积极态度，既是李白悲剧深刻性之所在，也是李白诗歌永恒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