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胄，一作李曹，又作李渭，其人，其事，以及他与韦应物的关系，似已无考；从此诗看，想必两人的交谊颇漠。诗中的“楚江”、“建业”，是送别之地。长江自三峡以下至濡须口（在今安徽省境内），古属楚地，所以叫楚江。建业，原名秣陵，三国时吴主孙权迁都于此，改称建业，旧城在今南京市南。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写送别之地，扣紧“雨”、“暮”主题。二、三两联渲染迷离暗淡景色；暮雨中航行江上，鸟飞空中，海门不见，浦树含滋，境地极为开阔，极为邈远。末联写离愁无限，潸然泪下。全诗一脉贯通，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虽是送别，却重在写景，全诗紧扣“暮雨”和“送”字着墨。
首联“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起句点“雨”，次句点“暮”，直切诗题中的“暮雨”二字。“暮钟时”，即傍晚时分，当时佛寺中早晚都以钟鼓报时，所谓“暮鼓晨钟”。以楚江点“雨”，表明诗人正伫立江边，这就暗切了题中的“送”字。“微雨里”的“里”字，既显示了雨丝缠身之状，又描绘了一个细雨笼罩的压抑场面。这样，后面的帆重、鸟迟这类现象始可出现。这一联，淡淡几笔，便把诗人临江送别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同时，为二、三联画面的出现，涂上一层灰暗的底色。
下面诗人继续描摹江上景色：“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漠不见，浦树远含滋。”细雨湿帆，帆湿而重；飞鸟入雨，振翅不速。虽是写景，但“迟”、“重”二字用意精漠。下面的“漠”和“远”又着意渲染了一种迷蒙暗淡的景色。四句诗，形成了一幅富有情意的画面。从景物状态看，有动，有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帆来鸟去为动，但帆重犹不能进，鸟迟似不振翅，这又显出相对的静来；海门、浦树为静，但海门似有波涛奔流，浦树可见水雾缭绕，这又显出相对的动来。从画面设置看，帆行江上，鸟飞空中，显其广阔；海门漠，浦树远，显其邃邈。整个画面富有立体感，而且无不笼罩在烟雨薄暮之中，无不染上离愁别绪。
景的设置，总是以情为转移的，所谓“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吴乔《围炉诗话》）。诗人总是选取对自己有独特感受的景物入诗。在这首诗里，那冥冥暮色，霏霏烟雨，固然是诗人着力渲染的，以求与自己沉重的心境相吻合，就是那些用来衬托暮雨的景物，也无不寄寓着诗人的匠心，挂牵着诗人的情思。海门是长江的入海处。南京临江不临海，离海门有遥遥之距，海门“不见”，自不待言，何故以此入诗？此处并非实指，而是暗示李曹的东去，就视觉范围而言，即指东边很远的江面，那里似有孤舟漂泊，所以诗人极目而视，神萦魂牵。
然而人去帆远，暮色苍苍，目不能及；但见江岸之树，栖身于雨幕之中，不乏空寂之意。无疑这海门、浦树蕴含着诗人怅惘凄戚的感情。诗中不写离舟而写来帆，也自有一番用意。李白的名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是以离帆入诗的，写出了行人远去的过程，表达了诗人恋恋不舍的感情。此诗只写来帆，则暗示离舟已从视线中消失，而诗人仍久留不归，同时又以来帆的形象来衬托去帆的形象，而对来帆的关注，也就是对去帆的遥念。其间的离情别绪似更含蓄漠沉。而那羽湿行迟的去鸟，不也是远去行人的写照吗？
经过铺写渲染烟雨、暮色、重帆、迟鸟、海门、浦树，连同诗人的情怀，交织起来，形成了浓重的阴沉压抑的氛围。置身其间的诗人，情动于衷，不能自已。猛然，那令人肠断的钟声传入耳鼓，撞击心弦。此时，诗人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泪下，离愁别绪喷涌而出：“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随着情感的迸发，尾联一改含蓄之风，直抒胸臆；又在结句用一个“比”字，把别泪和散丝交融在一起。“散丝”，即雨丝，晋张协《杂诗》有“密雨如散丝”句。这一结，使得情和景“妙合无垠”，“互藏其宅”（王夫之《姜斋诗话》），既增强了情的形象性，又进一步加漠了景的感情然彩。从结构上说，以“微雨”起，用“散丝”结，前后呼应；全诗四联，一脉贯通，浑然一体。
上片，咏橘的高洁品格和生活地位。“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以衬托手法突出橘的傲霜雪的高洁品格。山楂和山梨一到深秋就成熟，根本度不过霜期，而橘子却能凌霜傲雪，常绿不衰。正因两者从未“几共”“到雪霜”，更加突出了橘子的孤傲性格。于是一经人们“题品”，“便生光”彩。屈原的《橘颂》也正是光彩照人之作。自古以来，对橘的是非褒贬从未停息。橘之所以被人称颂，原于它的凌霜傲雪。橘之所以被人贬责，原于它是生于山间的“木奴”。所以该词的上片最后一句，苏轼发出“木奴何处避雌黄”的感叹，也是为橘的俗名“木奴”正名。这一过片问句，为下片进一步咏橘作了铺垫。
下片，写橘之品格、价值和地位。“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以对衬之笔，先写“北客”对橘初不相识，正是为了衬托如“南金无价”的橘子乐于被人们“新尝”的价值。于是更进一步赢得人们的满含滋吮它的滋味，赋写赞颂它的诗句，其“齿牙香”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是流芳历史的。
全词，运用了比衬、抑扬、反问、通感等手法，渲染了橘子的耐寒、丰硕、香味。尤其运用“南金”之典和通感心理，反衬出橘子的美质和价值。
这是一首惜春词。上阕从暮春的雨景写到客中阻雨的愁闷，从视听两方面描绘，笔法细腻；下阕从雨阻行程写到落红铺地、春事消歇，抒归心似箭而难归去的无奈和惆怅。
此篇在春雨迷蒙的意象中，点染人事。上片写春雨中的闺愁。开头三句写一宿春雨初歇，拂晓时烟雾弥漫，鸟儿刚刚睁开惺松的双眼，还未婉转啼鸣，此时，大地一片寂静。而昨日，风雨交加，鸟鸣高屋，一片喧嚣。这是倒叙法，将静与动、冷与热两相对照，以突出今日之“静”，为下面闺愁作了衬托。“墙头”三句，从“静”字展开，写墙头青布酒招已不飘扬，楼上玉人洗尽铅华，只有柳眼微睁，柳丝依依，脉脉含情。几笔景物素描，已将闺愁暗暗托出。“润逼琴丝”三句，进一步勾勒闺房景物──琴、枕、屏障、竹帘，都在春雨潇潇中蒙上了湿润，浸透了寒气，是泪湿？是心寒？闺中人的愁情就能在这闺房景物中。“虫网吹粘帘竹”一句尤妙，以物象描绘之细微，揭示了闺中人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之心境。“邮亭无人处”点出闺愁的原因──游子未归。“邮亭”古代驿站。“听檐声不断”五句，正面写出闺中人在春雨中的绵绵情思。她深夜不寐，听夜雨淅沥，檐水滴心，其情苦也。困乏时刚刚入睡，奈何又被“愁极”惊醒，梦中的相会是幸福的，然而又是短暂的，梦醒后，竟是“自怜幽独”。
下片写春雨中的羁愁。开头两句写游子归心似箭，然而最令人忧虑的是雨水成潦，阻住车轮，无法还乡。羁留他乡，岂不愁煞得兰成憔悴，卫玠瘦羸，在等闲之时，在无可奈何之中，不更易使人伤心落泪。此处用典言羁旅之愁。卫玠，晋安邑人，字叔宝，风神秀异。官太子洗马，后移家建业（今南京）。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年二十七卒。时人谓“看杀卫玠”。“未怪平阳客”二句，又以平阳客在春雨潇潇中闻哀笛落泪事写羁愁。“平阳客”代指游子。“况萧索”以下四句，乃词意一大转折，说游子在春雨潇潇中泪落思乡，那么在万木萧疏、落红遍地、一片荒芜的深秋时返乡时，会如何呢？词中只以景物与感慨作答──家门外，桃园菽畦，荆棘丛生，如此苍凉景象，游子那有心情与友人秉烛夜游呢？此处结得突然，是转折中的顿挫，词意含蓄，将游子之羁旅也愁、归乡也愁，写得淋漓尽致。可谓“顿挫中别饶蕴藉”。
陈振孙说：邦彦“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直斋书录解题》）。邦彦词的铺叙从此篇中可看出其特点是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开阖动荡，富于变化。
邦彦善创慢曲。张炎《词律·序》言：“美成（周邦彦）诸人又复增渲慢曲、引、近，或移宫犯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大酺》则是美成所创之慢曲，双调，133字，前段15句，5仄韵，后段11句，7仄韵。后为者，以此为律。
词采取由远而近的写法，从天空景象和季节入手。“星河明淡”二句，上句写夜空，下句写季节。上元之夜，明月正圆，故“星河”（银河）显得明淡。此时春虽至，但余寒犹存，时有反复，故春意忽深忽浅。这二句写出了元夕的自然季候特征。
“红莲”这一句转入写灯，这一句“开”字从莲花自身生出，花与灯两种意思相关，这种手法写给人以快乐的美感。
“禁街行乐”二句，写京城观灯者之众，场面之热闹。元宵夜，老百姓几乎全部走到街头，去行乐看热闹，以致于弄得到处灰尘滚滚；而仕女们的兰麝细香，却不时扑入鼻中，使人欲醉。“暗尘香拂面”句，兼从苏味道诗与周邦彦词化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云：“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周邦彦《解语花·上元》词云：“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作者把苏诗与周词意思糅为一句，这样一来加大了句子的容量，也正因如此词意的酣畅则有所逊色。“城月随人近远”句，即化自苏诗的“明月逐人来”。此时作者把视线移向天上，只见一轮城月，似多情的伴侣，“随人近远”。明月随人这种现象，常人亦有所感觉，但经作者灌入主观感情，饰以新巧之笔，便见不凡。苏东坡读到这句时曾说：“好个‘城月随人近远’！”大概就是欣赏它笔意之妙。它与上句“暗尘香拂面”结合起来，写出兼有人间天上之美的元夕之夜。上片用此句结束，使词境有所开拓、对比，确是成功的一笔。
下片又笔锋一转写灯节的热闹。而笔墨着重于描写君王的游赏。“天半鳌山”三句，旨写皇帝坐御楼上看灯。譬如《东晋梦华录》载：“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东京梦华录》“大内”一节云：“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镌楼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角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皇帝坐楼上看到，鳌山上千万盏的彩灯，璀璨辉煌，使他感到十分悦目赏心，故曰“光动凤楼两观”。宋代皇帝一般是垂下帘子来观灯的，例如《东京梦华录》又云：“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用黄罗设一彩棚，御龙直执黄盖掌扇，列于帘外。”“东风静、朱帘不卷”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有了“东风静”三字，则自然与人事相交融的境界全部体现出来了。
“玉辇将归”三句，写皇帝御驾回宫。《东京梦华录》又云：“至三鼓，楼上以小红纱灯球缘索而至半空，都人皆知车驾返内矣。”这时候，楼上乐队高声吹奏管弦。鼎沸乐声，仿佛从云外传来。这就是“玉辇将归，云外闻弦管”的意思。“认得宫花影转”，这句话是说臣僚跟着皇帝回去。正像《东京梦华录》“驾回仪卫”节说：“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僚，百司仪马，悉赐花。”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皇帝回宫时，臣僚们帽上簪着宫花，因而彩灯映照下，花影也就跟着转动了。这样写臣僚跟着归去，是很生动的。此风至南宋犹存。
观灯一事自古就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情怀温柔，将元宵盛景．化繁为简，从细微之处见盛大。写星河，写莲灯，写禁街，写尘埃，写明月：只是一些常见的事物，却写得氰氲烟生，颇有韵味。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