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秦筝为题作歌写送别。全诗可分为三层。
诗的前四句主要写秦筝的音调特色。以“汝不闻”点明此歌乃是为肖正而作，并且强调秦筝，引起全诗，“苦”，概括了秦筝声调的特色。次句又以秦筝构造的复杂暗示曲调将不同寻常。三、四两句则具体写秦筝的声音特色，先直接写声调的幽怨沉缓，然后又以时间的推移写曲调的悠远绵长，人们预知秦筝将奏出动人的曲子。
诗的次四句写送别时弹奏秦筝。先点明水绕树合的红亭，是送别的环境，也是弹筝的环境。次点出所弹曲调为《黄钟乐》和《白芝曲》。然后集中写秦筝的音乐效果：清风飒飒而来，浮云停滞不动。“飒”，透露出凄怨，“云不去”反映出缠绵难舍。这两句不仅用自然界的景物形象写出秦筝之声，而且以物之尚且有知’，衬托了人之不能无感，遂有“闻之酒醒泪如雨”一句，来写秦筝声引起的惆怅别情。
诗的最后两句点明“送”字。归秦地而作秦声，歌题是恰切的。结尾“汝”字与开头“汝7字相呼应，强调“送汝”，而一个“悲”字呼应开头的“苦”字，写出借秦筝传达出的悲苦不忍别离的心情。其中似也包含着弃置州县，难以归京的苦闷。
这首诗情调悲切婉转，催人泪下，韵脚也低沉凝重，突出地表达了诗人送别时凄怆悲苦的心绪。
词的上片是一幅荒村行路图，用的是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意境：深秋，鸡声叫了，冷冷的月光还没有褪去，西风吹落了枝头的枯叶，路边羞答答开着的菊花透露出一丝秋意，时候尚早，却已有人骑着马，踏着晨露，行走在寂寥的荒村路上。这行客便是张榘。
“秋在黄花羞涩处”，“羞涩”两字极妙。古代的词人描写黄花的很多，或比作傲霜的勇士，或比作受欺的弱女，比作愁苦的象征，或当作悠闲的陪衬，惟独张榘用“羞涩”两字来形容，既写出此黄花经过一夜浓霜摧打，尚未抬起头来，似乎有些羞答答、苦涩涩的神态，同时又恰好表现出词人此时的羞愤苦涩的心情。另外一层含义是傲霜独开的菊花在一夜的摧打之后也不免“羞涩”，花犹如此，人何以堪！张榘的“秋在黄花羞涩处”，其高度的艺术性正在于语意新颖，使黄花的描写与主人公的心理相一致。
“满袖尘埃”句是全词的张本。由此而有“羞涩”，而有匹马晓行，而有无限感慨。“马羞”三句，将几个各不相干的景物，组合起来构成一幅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图画。这三句在节奏安排上更有巧妙之处：马羞——浓露——鸡声——淡月——寂历——荒村——路。两字一顿，十三个字构成均衡的、没有起伏的七个音节，恰好符合词人独自骑马，“的得，的得”行进在荒凉山路上的单调呆板的节奏的心绪。
如果说，上片主要是写景，那么，下片主要是言情。上片写词人一路所见，下片则是词人到达陈氏山居之后所发的感慨。时隔十载，旧地逡巡，风物如故，然物是人非，怎能不引起“身名都被儒冠误”的强烈感慨！这里词人借杜甫的诗意来表明自己的遭遇心情，并进一步说“身”与“名”都被儒冠所误，足见愤慨之深！
“且尽清樽”与上片“推不去”相呼应，表现出作者无可奈何，以酒解忧，聊以自慰的情态。“公莫舞”之“公”，乃指官场得势者，其含义与辛弃疾的“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相同。只不过词人不用玉环、飞燕事，而用“六朝旧事”来比喻。
六朝共同的特点是统治者奢侈腐化、醉生梦死，因而一个个国运不长，相继灭亡。南宋的情况与六朝相似，词人似乎已预感到了它将重蹈六朝覆辙的历史命运，因而在这里借咏史抒发时事之感。这正是无数文人士大夫在六朝旧都——南京极易生出的感慨。所以“万感天涯暮”，不仅指从清晨到日暮的时间的流逝，而且包括了对时光易逝、人生无常的深沉感慨，对那些官场一时得意的小人的讽刺警告，对国家命运以及个人前途的忧虑担心，以及对自己被“儒冠误”的无言的哀叹。这里，词人用“六”“一”“万”几个数字，反复盘旋，层层深入，似直而纡，似达而郁，将万感交集的复杂思想感情生动地表露了出来。
这首词的用韵也有特色，“树、处、去、路、误、许、舞、暮”用上去声字押韵，有一种“促而未舒，往而不返”的声情，再加上《青玉案》词调的句法结构和谐少，拗怒多，使全词悲愤慷慨的情绪，有更强烈的感染力。
“学而优则仕”，数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遵奉这一人生准则，在艰难的仕途上苦苦跋涉。由于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人格理想，所以也不是所有的读书人对做官总是趋之若鹜而甘愿在宦海中浮沉。张榘的这首词便表达出了对官场的厌倦，希望及时超拔出来。
词上片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荒村行旅图：在一个深秋的清晨，冷冷的淡月还挂在天边，照着那板桥上凝结着的一层雪白的浓霜。枯叶在萧飒的西风中漫天乱飞，然后堆积在山路边，或飘落在小溪里，而惟有金黄色的菊花还在桥边路旁羞答答地开放着，远处传来几声鸡啼，有人骑着马，形单影只地走过板桥，绕过小溪，沿着山路向僻静荒凉的山村走去。词的上片就为我们勾画出来这么一个寥落、清冷的秋景。其中最传神处乃是“秋在黄花羞涩处”。用“羞涩”一语来状菊花，新颖独到而且巧妙。“羞涩”既写出此菊花经过一夜的浓霜摧打，无力抬起头来，似乎有些羞答答、苦涩涩的神态，同时又恰好表现出词人此时此地内心的羞愤苦涩之情。作者何以在此时此地产生羞愤苦涩之情呢？了解一下张榘的生平即可知道，张榘是南宋人，在宋理宗淳祐年间当过句容县的县令，宝祐中又曾任江东制置使参议，掌管机密文字。前后两次做官，均处于地位卑下的职位。看来，词人对自己的仕途际遇甚为不满，以至失望。标题中的“被檄出郊”四字，就透露出这种心理，一个“被”字，传达出不情愿和无奈何之情。词人风尘仆仆在行于途中，“满袖尘埃推不去。”尘埃不说拂而说推，用语新奇自然，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羞涩”句，还带出了匹马晓行以及无限感慨。
词的上片以写景来衬托心情，亦可说描写的是与外部世界相应合的心境。那么在词的下片中，紧接着就是抒发出作者到达陈氏山居后触发的无限感慨了。下片的第一句是：“身名多被儒冠误”。一个“误”字，道出了他在仕途中的几多怨恨，几多懊悔。这就是此词的词眼。“十载重来漫如许”，一种失落和痛惜，笼罩在作者心头，时隔十年，重回旧地，风物依然如故，而人呢，白白地蹉跎了岁月，且“身”与“名”俱误。下片这开头两句使人自然联想到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那样的省悟。所以词人内心的苦痛、矛盾、悔恨、怨尤、无奈，全在这两句中传达出来了。“且尽清樽”，乃是出于无可奈何，内心的苦痛、郁闷，兴许只能以酒相解了。这与上片的“满袖尘埃”遥相呼应。“公莫舞”乃是指官场得势之人，一时得势之人不必那么轻狂得意，你看“六朝旧事”已如“一江流水”，正“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所以什么荣辱啦，成败啦，在沧桑瞬变的历史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使像奢侈腐化，醉生梦死的六朝不也随风而逝，了无痕迹”全词行文至此，如大河入海，水到渠成，词人便深沉地轻叹一声：“万感天涯暮”。这是词人面对黄昏，想到身世国情，万感交集，发出的慨叹。其中这个“暮”字，却不仅指物理时间上的黄昏，亦是直感到国家命运已近黄昏。这结束的一句，承接前面所有文字，举重若轻，把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深而又生动地表露出来了。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