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苏，即姑苏山，在今江苏苏州市，春秋吴王阖庐始于山上建台，在其子夫差时竣工，人称姑苏台，其台横亘五里，夫差曾在台上备宫妓千人，又造春宵宫，为长夜之饮，越国攻吴，吴太子友战败而焚之。后人常借吟咏姑苏台来抒发对吴越争霸历史的感喟。此诗就是许浑舟行经过姑苏，登台吊古所作。
首联叙登台。上句以平叙之笔直接点题，“宫馆余基”指姑苏陈迹。“辍棹过”言舍舟登岸，凭吊古台。下句“黍苗”承“宫馆余基”来，初登台基，放眼眺望，只见残砖败瓦间禾黍成行，断壁颓垣上蒿草丛生。“黍苗”二字实写眼前景色，又暗中脱化《诗经·黍离》诗意，借古人亡国之哀思，表现自己对人世沧桑的感慨。“独”字传神，将独来吊古那种惆怅情绪写得极真。“悲歌”即含黍离之悲意。这一联以叙事起，以情语接，用一“悲”字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语言平淡而富有深韵，已然将读者引入浓厚的思古气氛中。
颔联以赋笔铺写姑苏台遗址景象，但景中意蕴深藏。一边是人去台空的荒凉阒静，另一边则是争食新草的麋鹿和各据莎草、筑巢栖息的水鸟。这一联遣词用字极为考究：野鹿、凫鸥性极警觉，在此栖游，可见荒台空苑之静寂；新草、浅莎，当春始发，正见出春机盎然之状。动词“争”、“占”，绘出了自然界旺盛的生命活力。工整的对仗，显示出诗人匠心独到之处，这里并置着的人事意象和自然意象，通过精确而富于表现力的形容词与动词的修饰连接，把历史陈迹的死寂与自然生命的生机统一于有机的画面中，形成强烈的生和死的比差，活生生地逼出人们心中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悲情。这一联以表面的赋法铺写，包裹着深沉的内核，诗人充分利用了律诗对偶的特点，以各个意象间强大的张力，造成形象大于思想的艺术效果，以空外传音的方式，暗示出作者吊古的情绪。
颈联使用比兴手法表现诗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感受。“吴岫雨来”、“楚江风急”看似实写眼中景色，然而“吴”、“楚”字面，可以引发历史联想，惊风飘絮，雨打浮萍既为国破家亡象征意象，亦可被认为其意味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晚唐政治现状，似此似彼，亦此亦彼，彼此难分。“虚槛冷”是山雨将至时，诗人登台凭槛的思绪，是眼前天气变化造成的，同时它又是诗人怀古而产生的，对时局和个人前途的寒颤情绪。风雨中的远帆，是诗人眺望中所见，亦可视为他在怀古中体悟出的回避乱世、远身避祸的道理、事实上，诗人“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夜归丁卯桥村舍》）的想法，正是有感于乱世产生的。
诗的中间两联写景，是诗人对传统诗歌赋、比、兴手法的熟炼运用，又见出他对七律这一体裁的得心应手，可谓左右逢源，佳句迭出。
尾联照应篇首，抒发诗人历史无情、自然永恒的感慨之情。“忠臣”，指伍子胥，吴越战争时，夫差败越，越王勾践求和，子胥力谏吴王不可应允，吴王夫差不从，且偏信伯嚭谗言，迫子胥自杀，弃尸江中，后来越国果然击败吴国。“可怜”句，是诗人对伍子胥悲剧命运的哀悯感叹。孔子面对滚滚流水，曾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慨，急风吹帆的大江，在滔滔白波中向东而去，消失在天际。人生短促、历史无情，自然永恒，使诗人思绪万端。
此诗以叙事起，以绘景结，中间两联以写实和象征兼用之笔承转首尾，使通篇圆转流畅，同时又以“独悲”二字统领全诗，在整个意境空间中灌注伤今悲古的悲怆凄凉之气，与其五律诗的“高华雄浑”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为后人极推崇，宋人范晞文说：“用物而不为物所赘，写情而不为情所牵，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对床夜语》）可见许浑七律，在唐朝诗人中，是占有很高地位的，此诗亦可以证明这一点。
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秋国古代的婚姻亦复如是：既有焦仲卿和刘兰芝、陆游和唐婉因客观产生的不幸，也有蒋张这样兼有主观因素造成的不幸。蒋士铨婚后长期在外奔波，虽然是出于当时儒士难以摆脱的无奈，但其外出之频繁、离家之长久，与其仕途之追求似亦不无关系。此首词起首二句“偶为共命鸟，都是可怜虫”是说合法有情却难以相聚，既以之开篇，又以之定下悲剧性的基调。上片围绕“十载”、“九载”句而设，泪似“秋河（即银河）”喻如牛郎织女天各一方，“首已似飞蓬”化用《诗经·卫风·伯兮》“首如飞蓬”一句，点出妻子张氏独守闺秋的憔悴，一切“愁病”皆因“别离”。其秋“新妇”一语，尤其沉痛，绝非漫不经心道出。结婚已然十载，妻子竟然长久独居，闺房犹如牢房，时光流逝，她的青春也被迅速无情地吞噬，而这正是因为自己外出奔波（尽管多半出于无奈）。作者饱含沉痛写下此句，出于真诚的内疚和反思，非有情丈夫不能为。
下片是作者内疚的继续与发展。与上片“新妇”相呼应的是“几见”两句。照常理，让自己的妻子“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是一位丈夫（特别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丈夫）所应尽的职责，事实却不然。全篇仅有的一处欢乐情景，其实却是沉痛的衬托，冠以“几见”一语，沉重的内疚立即凸显，妻子的长期委屈凄苦亦不言自明。蚕丝绵绵不断，雁行比翼并肩，蛩鸣缠绵哀怨，这些似乎都是与夫妻双方有关的描写，但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知是侧重于女方的，因为男子尚有事业的追求，女子只能以思念填补空虚，以幻想麻痹自己，最终陷入愁病之秋。作者对妻子的“消瘦”只能“问道”，念及梁鸿，更加内疚不已。“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的别离思念愁苦画面，正是“共命”、“可怜”的真实写照，虽似信手白描，却是力透纸背之结。
唐代诗歌题材丰富，内容广阔，生动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但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却很少得到反映。像李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这种描绘壮美的劳动场景的诗作，竟如空谷足音。这是封建文人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所造成的。正因为这样，李群玉的这首《引水行》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诗里描写的是竹筒引水，多见于南方山区。凿通腔内竹节的长竹筒，节节相连，把泉水从高山洞口引到需要灌溉或饮用的地方，甚至直接通到人家的水缸里，丁冬之声不绝，形成南方山区特有的富于诗意的风光。
一、二两句写竹筒引泉出洞。一条寒玉，是对引水竹筒的生动比喻。李贺曾用“削玉”形容新竹的光洁挺拔（见《昌谷北园新笋》），这里用“寒玉”形容竹筒的碧绿光洁，可谓异曲同工。不说“碧玉”而说“寒玉”，是为了与“秋泉”相应，以突出引水的竹筒给人带来的清然泠然的感受。寒玉秋泉，益见水之清洌，也益见竹之光洁。玉是固体，泉却是流动的，“寒玉走秋泉”，仿佛不可能。但正是这样，才促使读者去寻求其中奥秘。原来这条“寒玉”竟是中空贯通的。泉行筒中，是看不见的，只能自听觉得之。所以“寒玉走秋泉”的比喻本身，就蕴含着诗人发现竹筒引水奥秘的欣喜之情。
“引出深萝洞口烟。”这句是说泉水被竹筒从幽深的泉洞中引出。泉洞外面，常有藤萝一类植物缠绕蔓生；洞口附近，常蒙着一层烟雾似的水汽。“深萝洞口烟”描绘的正是这种景色。按通常顺序，应先写深萝泉洞，再写竹筒流泉，这里倒过来写，是由于诗人先发现竹筒流泉，其声淙淙，然后才按迹循踪，发现它来自幽深的岩洞。这样写不但符合观察事物的过程，而且能将最吸引人的新鲜景物先描绘出来，收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
“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竹筒引水，一般都是顺着山势，沿着山路，由高而低，蜿蜒而下。诗人的行程和竹筒的走向一样，都是由山上向山下，所以多数情况下都和连绵不断的竹筒相伴而行，故说“十里暗流声不断”。有时山路折入两山峡谷之间，而渡槽则凌空跨越，这就成了“行人头上过潺湲”。诗不是说明文，花费很大气力去说明某一事物，即使再精确，也不见得有感人的艺术力量。这两句诗对竹筒沿山蜿蜒而下的描写是精确的，但它决不单纯是一种客观的不动感情的说明，而是充满诗的情趣的生动描写。关键就在于它写出了山行者和引水竹筒之间亲切的关系。十里山行，竹筒蜿蜒，泉流不断，似是有意与行人相伴。行人在寂寥的深山中赶路，邂逅如此良伴，会平添无限兴味。“十里暗流声不断”，不只是写竹筒流泉，而且写出了诗人在十里山行途中时时侧耳倾听竹筒流泉的琤琤清韵的情景：“行人头上过潺湲”，更生动地抒写了诗人耳闻目接之际那种新奇、喜悦的感受。
竹筒引水，是古代劳动人民巧纱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动事例，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为自然增添了新的景色，新的美。而这种景色本身，又是自然与人工的不露痕迹的和谐结合。它本就富于诗意，富于清新朴素的美感。但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来的这种美的事物，能为文人所发现、欣赏并加以生动表现的却不多。仅此一端，也足以使后人珍视这首《引水行》了。
无功不受禄，这是理所当然。曾子对鲁国，没有什么贡献，而鲁国国君，要给他一座城镇，仅仅是为了帮助他修饰仪表。虽然这是国君的一片好心，是他对曾子的敬重。但是，如此丰厚的馈赠，曾子不肯接受，不敢接受，也是有道理的。他回答鲁君派来的人所说的一段话，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却是反映了出于寻常的馈赠，正直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负疚的心理状态和思虑。亲友间的相互赠送，系于情谊，不必过于拒让，因为彼此没有什么报答不报答。但是，如鲁君以采邑相赠，非同小可，有必要拿曾子的话来考虑考虑，是否应该接受。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