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
这首诗是送别之作,写的是送同僚入京买马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
诗的前两句照应题目,“入京”二字写京城长安一带景色。“晚”和“夕阳”点出送别时间,而“关树”、“长安”为何远所去之处,暗示“入京”,同时勾划出苍茫远景。诗的三、四两句写近景。阵阵回风,蒙蒙细雨,伴着送别酒席,打湿旅人行装,从而把环境与送别自然联系起来,意境颇为别致,而“送”字自在其中。
诗的五、六两句转写此行意义。“边尘黑”点明战争未息,“塞草黄”点明时已深秋。经这里点明“秋”字,上文的“关树”、“回风”、“细雨”等等景物便都觉得真切。这两句言及边地战争,可见诗人身在虢州,心系边塞。诗的结尾两句承“习战”、“防秋”,点明“市马”。“市马”本为“习战”,诗人却由此想到“燕昭市骏”的色而且用“不是学燕王”来说何远此行性质,似乎包含弃置州县,不被看重的叹息。
诗的首联写“关树晚苍苍,长安近夕阳”,是惜“入京”而写自己“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的情态;诗的尾联出“市骏马”而联想到“学燕王”,也包含着“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却又无人赏拔的含义。这正是本诗表现上的一个特点。此外,诗中还表达了对边事的关切。这些都可以反映诗人任职虢州期间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这首词是女子对薄情郎分别时的寄语。开头三句写分别时的凄苦。“马嘶”二句写行者远去,送者伫立。最后是女主人公对薄情郎的寄语,意在以痴情感动男子。这写出了封建时代被侮辱的女子的共同心理与命运。
这是一首闺中词,咏女子盼望情郎不归的怨恨。从体式看,这是一首小令,单调不分开。从情节结构看,它包含三层意思:一忆惜别,二叙等待,三寄情思。每层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留下大块想象余地。词的发端运用追忆手法,以突兀而来的“东风急”领起,似乎有一种紧迫感。东风劲吹,百花争艳,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在此良辰美景,一对情人双手紧握,离别在即。那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万语千言之情,全从这个富有动作性的“频”字中传达出来。两情是何等的深挚、热切。“东风”、“花时”,点明了“惜别”的物候和时令。作品以美好的景致和环境,反衬离愁凄恻之情,收到相反相成之效。第三句补上一笔,正面点出“愁”来。这个“愁”字,把女主人公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情态和心境写出来了。而“独人”,更点出她从此孤居寂寞的处境。正当她沉浸在痛苦的回忆时,突然远处传来了马嘶声。“倚门立”应“马嘶”,为有所盼的动作。不言而谕,以为“郎骑青骢马”归来了。但竟不所愿,门外只见“残雨春芜湿”。此句当从杜诗“雨露洗春芜”化出。牛词用此,语意双关,既点明此时此际的实景:淅淅沥沥、时断时续的雨水,春草都沾湿了;又隐喻这位女子暗暗抽泣,泪痕斑斑,如同残雨。“马嘶”声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反而倍增其凄楚之情。难怪她要责骂那个无情无义的“薄情郎”了。
牛峤此词在布景造情、章法安排、选调用韵等方面,颇具特色。它以女主人公“倚门立”为轴心,思路朝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对往事的追忆、惜别的难舍,勾画出一幅情深似海的“惜别图”,切望情人归来的思想基础。一是对未来的思考,遥寄相思的深沉,倾诉别后的情怀。哀怨、惆怅、失望、期待各种思绪错综交织,弹出一曲“诉衷情”。今朝与昔日沟通,景物是个触媒。此时眼前所见的“春芜”,触发往日彼时的“花时”;由“残雨湿”引出“和泪泣”,又从昔时的“手频执”,反照今日的“薄情郎”。而“薄情”却从“马嘶残雨春芜湿”的写景中透露出消息。俞陛云说此词“情调凄恻”。其实不甚然。“马嘶”声虽然没有给她带来喜讯,但她不灰心,不气馁,不从此罢休,相反,她仍然充满信心,寄予希望,托人捎信,一吐衷情为快。“粉香和泪泣”,与李煜《望江南》“多少泪,断脸复横颐”有类似之处,但李词写得切直显露,牛词则柔中藏刚,绝望中隐含着希望,纤弱中带着一股劲气。有怨愤,有离恨,但更表现了她的痴顽、执着和追求。
用入声韵是此词的另一个特点。此词单调三十五字,七句六韵:急、执、入、湿、立、泣。入声韵气急而短促,它与离妇等待情郎归来急切之情、失望之怨和厚笃痴顽之性甚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