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说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并且对其作了具体介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些描写，形象而具体地写出了莲花的特点，作者对莲花的赞美之情主要寓于对莲花的描写之中。《白莲》这首诗却不同，这首诗虽然是以“白莲”为题，以莲花为吟咏对象，但诗人没有对白莲作具体描绘，而是抓住白莲颜色的特点，借题发挥，直述诗人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
咏物诗，描写的是客观存在着的具体事物形象，然而这形象在艺术上的再现，则是诗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感觉表现出来的，多少总带有一点抒情的意味。以抒情的心理咏物，这样物我有情，两相浃洽，才能把它活生生的写到纸上，才是主客观的统一体。陆龟蒙的这首《白莲》，对我们很有启发。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素雅之花常常要被艳丽之花欺侮。白莲花总应该长在瑶池里面。
鲜红的太阳，照耀着透出波面的莲花，明镜里现出一片丹霞，艳丽的色彩是有目共赏的。莲花红多而白少，人们一提到莲花，总是欣赏那红裳翠盖，又有谁专门注意这不事铅华的白莲！然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能够见出莲花之美的应该是在此而不在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红莲不过是“别艳”罢了。
“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月儿明风儿轻花儿要凋谢，只有恨却无情谁能了解你？
白莲，她凌波独立，不求人知，独自寂寞的开放，好像是“无情”的。可是秋天来了，绿房露冷，素粉香消，她默默的低着头，又似乎有无穷的幽恨。倘若在这“月晓风清”朦胧的曙色中去看这将落未落的白莲，你会感到她是多么富有一种动人的意态！她简直是缟袂素巾的瑶池仙子的化身，和俗卉繁葩有着天人之别。
这诗是咏白莲的，全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出新意；然而它并没有粘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的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特别是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花，简直融化在诗的意境里；花，简直人格化了，个性化了。
《白莲》一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新意；然而它并没有黏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好像无情，但却有恨，在天欲晓而残月尚在，凉爽的晨风吹着，无人知觉的时候，这正是白莲的花瓣将要坠落的时候。这样的想象和描写是既适合作者心目中的白莲的性格的特点，而且又很有情致和余味的。因为有诗的感觉和想象的诗人写诗，并不是仅仅打一个比喻，借题发挥，发一点个人的牢骚，而是对他所歌咏的对象，总是感到了诗意，感到了有动人的地方，然后才可能写出可以打动人的真正的诗来。最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
本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采用借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写诗的目的，蕴意丰富，很有吸引力。诗词语言精练，比喻恰当，想象丰富，寓意深刻。
首联这两句诗，借用神话小说的内容，写白骨精的生成。用这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科学地概括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规律。“一从”和“便有”两个词相呼应，强调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自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雷霆之后，就产生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势力，这些就像从一堆腐朽的白骨中化生出妖精来兴风作浪一样。
这两句诗是针对郭沫若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说的。“僧”，指剧中的唐僧。他错误地惩罚了斩妖除魔的孙大圣，三度放过了白骨精。但他只是属于辨不清敌友，误把变化成人样的白骨精当做朋友，受了欺骗和蒙蔽，而不是与白骨精同谋陷害孙大圣的。同时，唐僧自己也是受害者。诗人一个“愚”字，便简练地点出了这一点。僧与妖一作“犹可”，一作“必成”，十分准确地点明他们应持的本质，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戏中的白骨精尽管是那样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被“金箍棒”打得粉身碎骨，其所制造的千里妖雾尘埃被扫灭，而使太空得到了澄清。很显然，是借此比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气焰嚣张，制造什么千里尘、万里埃，但到头来只能像白骨精那样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与开头相呼应，运用借喻的修辞方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世界上又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他们又兴妖作怪起来了，人民希望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把妖雾澄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今日”、“又重来”这些字眼的运用，巧妙地和首联相呼应，再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当前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这首诗同郭沫若的原诗都是通过比喻来说明道理的。即使不加注释，在了解当时形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看出诗中说的道理。这同全诗形成了一个比喻系统有关。因为这个比喻系统中作为喻体的人物与相关情节为人们所熟知，诗人巧妙地利用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人物、情节言事，所以显得既含蓄又明显。当然，这当中也有诗人在原故事情节基础上的想象拓展，如以“风雷”喻共产主义运动，以“玉宇”喻全世界等，但又与传统的比喻习惯相合，故显得自然贴切，不待解释，即可意会。
这首诗描写山村午景，从日暖花繁的景象来看，正是春末或夏初时分，脚下的小路似乎也感到了节候的温暖，路上绿草如茵，满山的野花在阳光下更显得繁茂艳丽。首联由小径写到山色，徐徐展开，像是电影中由近到远地拉开了镜头，有一种身临其景，历历在目的印象。
颔联以“纵横”、“高下”为对，工稳恰切，而且经纬交错，构成了一幅谐和匀称的画面：一道河水曲折流过，村中高高低低地散布着几户人家。自由宁静的气氛于言外可见。而“纵”与“横”、“高”与“下”，本身又各自对应，可见诗人烹字炼句的功夫；又以“一”与“数”相对，运用了数字的概念，遂令画面更加清晰可辨。
颈联进一步表现了诗人炼句的技巧。《复斋漫录》卷上说，‘静憩横鸣午”是吸取唐人诗句“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横”的意思而来，其实未必可信，但指出了二者都是描绘午时横鸣的情景却是对的。横在正午休息的时候长鸣，可见其地的宁静安谧，而村民的悠闲恬适也从中可以想见。“荒寻犬吠嚣”一句说狗在荒野里东寻西找，看到了昏暗的阴处就叫个不停，寥寥五字就将生活中这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来，而且由此可以推知山村远离尘嚣，难得有生人过访。这两句造语极为洗炼，通过特殊的语言结构，将丰富的内容，熔铸在这极简净的十个字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卢纶《山中绝句》云：‘阳坡软草厚如织，因与鹿成相伴眠。’介甫只用五字，道尽此两句。如云‘眠分黄犊草’，岂不妙乎！”胡仔在此赞叹王安石的，正是他这种能“以少许胜多许”的语言表现能力，“荒寻犬吠昏”也是一例
这首诗前六句所描绘的景物，直是一幅形象的桃源图。《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描写，正与“草如积”、“花更繁”的景色相似；“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横犬相闻”，又与此诗中间二联的意境一致。从这里可似看出诗人的匠心，虽然诗名《即事》，但决不是信笔写来的随意之作，他在景物的摄取，题材的剪裁上早已有成竹在胸，虽以平易语言写来，却可见到遣字造句、构思谋篇的精心安排。这种千锤百炼而以平淡出之的手法，正是诗家化境。韩愈称赞贾岛的诗说：“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苏东坡提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都是指的这种特点。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说，张籍的诗“看似寻常最寄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实际上也道出了他自己作诗的甘苦。这首《即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尾联写自己的感受：诗人远足归来，向人谈起这番游历，就像亲身去了一次世外桃源。其中虽不言景，而景自在其中。同时，也可体会到诗人对桃源生活的向往。王安石另有《桃源行》一首，直接表达了他对陶洲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赞美，与此诗所表现的感情正可相发明。
这首诗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流畅，注重全诗气势连贯，张弛有道，平缓有度，进退有法，作者似乎在不经意地吟咏，细处看却是淡静有味，从构图谋篇到遣词造句都颇具匠心，每一联都从不同的视角展示景物。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门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门”，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门”，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门”，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