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高楼风雨感斯文”，写自己对杜牧诗歌独特的感受。这是一个风雨凄凄的春日。诗人登上高楼，凭栏四顾，只见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迷茫的雨雾中。这风雨如晦的景象，正好触动胸中郁积的伤世忧时之感。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对杜牧的诗作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为后者就是“高楼风雨”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杜牧的“斯文”，不能确指，也不必确指，应是感伤时世、忧愁风雨之作。
次句“短翼差池不及群”，转说自己，也暗含杜牧。这是一首送别诗。李商隐用“差池”暗寓“伤别”之情。这句是说，自己正如风雨中艰难行进的弱燕，翅短力微，赶不上同群。
这是自伤身世孤孑，不能奋飞远飞，也是自谦才力浅短，不如杜牧。这后一层意思，正与末句“唯有”相呼应。上句因“高楼风雨”兴感而兼写双方，这句表面上似专写自己。其实，“短翼差池”之恨不独李商隐。他另一首《赠杜十三司勋员外》曾深情劝勉杜牧：“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正说明杜牧同样有壮心不遂之恨。这里只提自己，只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三、四两句极力推重杜牧的诗歌。伤春、伤别，即“高楼风雨”的忧时伤世之意与“短翼差池”的自慨身世之情，也就是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伤春”、“伤别”，高度概括了杜牧诗歌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主题，并揭示了带有那个衰颓时代所特有的感伤情调的艺术风格。“刻意”二字，既强调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又突出其运思寓意之深厚，暗示他所说的“伤春伤别”，并非寻常的男女相思离别，伤心人别有怀抱。末句“唯有”二字极高评价了杜牧在当时诗坛上的崇高地位。
这首诗之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极力称扬杜牧，实际上含有引杜牧为同调之意。既评杜，又属自道。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诗人在评杜、赞杜的同时，也就寄托了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
这首诗描写了智藏僧人留学唐朝的举动，并盛赞了其高深的法力以及高超的佛学造诣。诗的首联写智藏乘舟漂流万里，远涉重洋来到中华；颔联写智藏高深的佛法修为和与物同体的大悲精神；颈联写大师的修行境界，对于自我与国土都不再执着；尾联称赞了僧人的“雄猛”。全诗运用大量佛学典故，语言含蓄，结构谨严，感情真挚。
日本与中国相距万里，中有大海间隔，在交通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来华学习的日本僧人需要付出的勇气和艰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诗人并没有叙写智藏来华的艰苦情状，以及惊涛骇浪的渡海场面，而是说“浮杯万里过沧溟”。“浮杯”一典，使万里沧溟似乎瞬间而过，原有的长时间的颠簸之苦化作了乘龙御风般的轻快，原有的波涛汹涌的担惊受怕化作了腾云驾雾般的缥缈神奇。智藏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目的是“适性灵”，即学习佛法，修养心性。中国的名山他都游遍了，名寺高僧也都访遍了，这期间该经历了多少雨雪风霜，该踏过了多少崎岖坎坷，却都被诗人一笔轻轻带过，而智藏不同凡响的坚毅性格和虔心向佛的苦行精神却跃然纸上。
天道酬勤，他终于学到了高深的法力，就像高僧涉公那样，夜深降龙潭水都变黑了；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就像高僧支遁那样，在新秋的青青田野上把鹤放飞了。另外，佛经认为，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所以常常以毒蛇、毒龙、恶龙来比喻人的种种妄念，而以“降龙”比喻禅家降伏其心。“放鹤”一句用晋代高僧支道林爱鹤养鹤以及放鹤的典故，生动地刻画出智藏彻底放下思想包袱而获得了心灵的解脱。既然已经修持到忘怀人我的地步，便不用怀念故土了；都已经证悟到永恒不变的真心了，就不必再读经书了。“身无彼我”，即泯灭是非人我界限，无人相、无我相、人我平等。主体和客体，人和我，日本和大唐，故土和他乡，在清净自性上是本无区别的，区别只在于人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心安即是家”。“真如”代表了永恒不变的真心，即佛性。禅的终极关怀就是明心见性，既然已经证悟真如自性，就不必再读经书。从赠诗的角度来看，此二句既是巧妙的安慰，又是对朋友的赞美。
而智藏的苦修精神和佛学造诣，的确是值得中华人物学习的。试想，当时来华学习的日本学问僧何其多也，其成就不过是“艺业稍成”（《旧唐书·日本传》），或者是“学得中州语”（张籍《赠东海僧》）。而智藏，不但超过了他的同胞，并且超过了唐朝当时的一般学者。这要付出极大艰辛和努力，付出的坚定信念和坚毅精神。怨不得诗人在最后两句中极力赞美：“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诗人要问一问中华大地那些求道学佛的人们，有几个能够达到智藏的境界。诗人形容智藏为“雄猛”，不畏艰险视万里沧溟如履平地，为雄；遍礼名山顿根妙悟，为猛。
这三首诗是苏轼在1062年（嘉祐七年）冬末写的组诗。组诗的原题邀：“岁晚相与馈问，邀‘馈岁’；酒食相邀，呼邀‘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邀‘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邀此三诗以寄子由。”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三等，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一月至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十分关心爱护。苏轼公事之暇，纵观附近的名胜古迹，留下了有名的《凤翔八观》诗。这年苏辙授商州（治所在今河南商县）军事推官。官府通告未下，苏辙要求留在京师侍奉父亲，第二年获准。苏轼一人在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字子由），以抒发思念之情。
《馈岁》全诗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四句邀第一节，交代馈岁风俗的依据。一年的农事中，大家互相帮助，大功已成，终年劳苦，岁暮的余暇稍纵即逝，所以不计较物品，以物相赠，以免造成“邀欢无及”的遗憾。这几句交代背景，点明题目。“邀欢恐无及”五字，直贯三首。“假物不论货”紧起下文八句。第二节八句，举出馈岁之礼，人们各随各自的财力。两句总领下六句，下六句分说，“置盘”二句承接上文，“富人”四句是就贫富而言。盘鲤、笼兔，富家的彩绣耀眼，贫家的“微挚”（“挚”同“赞”，礼品）是“舂磨”（指粮食加工的粉糕之类），使人如同置身于络绎往来的岁暮馈送队伍中，这是一幅精彩的风俗画。作者未着议论，自有赞美故乡风俗醇厚的意味。最后四句邀一节，将内容引到写诗的当前。乡风（对照“官居”）二字总束前文，又联系下面两首。“独唱”句又呼应“官居”二句。不言思家，而在佳节期间，歌颂故乡习俗，叹无人共举乡风，一种无法遏止的思念家乡、思念亲戚之情流于言外。
这首诗着重对比以见意抒情。前面十二句乡风之淳美，和后四句官居之冷落是一大对比，中间山川、鲤兔、彩绣、舂磨是贫富的对比。语句既形象又凝炼，除给尾两句外，全邀对偶句，在苏轼早期的五古中，这是精心刻画之作。
《别岁》从“别”字着眼，十六句，四句一节。第一节用故人之别引出别岁来。故人离别，即使远去千里，还有再见的机会，但临别时总还有迟迟不忍别的情意。而“岁”却一去不可复追，临别更应郑重对待，这就说明“别岁”的风俗非常必要。既已点明“别岁”，本来可似接着写风俗，但那样就太平直了，作者却针对“岁行那可追”一句逼出下面四句，章法上作一顿挫，把惜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第二节多化用古诗乐府的成句，如《古诗十九首》：“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叹息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要爱惜时光，自强不息。后世的诗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感慨。如李白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白居易诗：“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苏轼也是受到这些诗句的影响，而他却用极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恰如其分。这第二节既是承上节末句，把与岁月之别写得如此感慨深沉，又邀下节正面写“别岁”时的欢饮蓄势。
第三节正面写别岁欢饮的场面。东邻、西舍、酒熟、豕（猪）肥是互文见义，遥应首篇“农功各已收”句。而写欢饮一点即收，和前首“邀欢恐无及”呼应。第三句写热闹欢饮，末句却一落千丈，回到上两节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是一般文人，这一节多半要着力铺写，而作者却只用两组对句带过。别岁之意交代完毕之后，表面上题意已尽，但诗人忽然又从这一年联想到第二年，和一、二两节呼应，使感慨更加深沉。这就犹如图画，层峦迭嶂，使人有丘壑无尽之感。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忽出新意，意虽酸辛，语却略带幽默，这是苏轼诗后来的一大特色。纪昀评苏轼诗时称赞“此首气息特古”，又评这最后一节说：“逼入一步，更沉着。”赵克宜《苏诗评注汇钞》卷一说：“沉痛语以警快之笔出之，遂成绝调。”这些评论都较中肯。这首诗一方面反映出苏轼青年时代学习汉魏古诗的语言气息；另一方面立意遣辞也有他本身的风格，不像在七言古诗里那样笔锋犀利，才气逼人，常常一泻无余，说得太透太尽，而是才情内敛，耐人咀嚼回味。
最后一首《守岁》也是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六句联系上一首《别岁》，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与前二首又别。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以蛇来比“岁”，又是泛泛设喻。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尽，和《别岁》紧密呼应，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系其尾”虽然字面上用的是《晋书·贾后传》“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邀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尾巴梢，不可能系得住。诗人以这样六句开头，表面是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先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中间六句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格外亲切。最后四句邀一节，与篇首第一节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十字，字面上虽然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但意在勉励弟弟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言外有互勉之意。赵克宜评此十字说：“一结‘守’字，精神迸出，非徒作无聊自慰语也。”意思就是说，这个结尾，有积极奋发的意味在内，使全诗精神斗然振起，不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这个评语是有见地的。
三首诗是一组，每首也都是十六句。古人讲究章法，写组诗既要注意各首间的有机联系，又要注意几首的写法不可雷同，要各有不同的入题、展开、收束的方式。杜甫的《羌村三首》就是范例。这三首诗虽然都是八韵，都写岁暮乡俗，但虚实开合，变化各异。第一首全用赋体，对比见意。语句凝炼，多用偶句，实写多，虚写少。第二首先用故人之别衬出别岁之情，一变《馈岁》中的对偶，而多化用成句，散行见意。从题前写到题后，由旧岁引到新岁，正面占的比例少，是虚多实少。第三首先用六句以比喻反面入题，和前两首都不相同。中段用六句正面实写守岁情景，虚实相间。末四句大起大落，收束全诗。
苏轼的七言古诗才气横溢，早年的五言古诗也法度谨严，语言洗炼，不枝不蔓。这三首诗可以作邀苏轼早年短篇古体诗的代表。
陆游有4万多首传世，其中有一百多首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当然，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那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不过更多的则是教育孩子的“鸡娃诗”。根据《陆游年谱》，陆游共有七子：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这些诗大多数是陆游晚年闲居浙江山阴老家时写给幼子陆子聿的，包括题中这首应该也是。
陆游真的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时”、因此不必读书求仕吗？答案恐怕一言难尽。
陆游出身于官宦世家，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28岁的陆游到临安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为陆游的才华所深深打动的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但是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的考试，位居陆游名下，本来秦桧想授意主考官陈之茂让自己的孙子当第一，结果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官。因此主考官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找理由不取陆游，陆游的第一次科举仕途就这样被斩断了。接着到了次年（公元1154年），陆游又参加礼部考试，秦桧又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这次殿试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秦埙也没有得到状元，状元被另一位才子张孝祥（这位也是高考出题常客）夺得，同榜中进士的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
这个挫折对陆游的一生打击非常大。后来虽然他也获得了进士出身，但在仕途上与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这几位同时期的大文豪相比，已经是先天不足。最终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仕途只能停留在中低级官员上徘徊。
从个人经历上来说，陆游仕途不顺，北伐之志难伸，不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明时”；但另一方面，陆游所在的南宋中前期，大的局势还算安稳，相对来说没有大的内外战乱，而陆游在这里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要适当传播“正能量”。所以“明时”在这里只是一句套话而已。“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其实是在说：你们爸爸我没有本事（虽然本该是高考状元，凡尔赛啊），只拿着一份死工资，没给国家做出什么大贡献；你们可不要和我一样哦！古往今来天底下爱说这种话的爸爸恐怕很多。所以，“何以报明时？”这个设问已经清楚表明了陆游的态度：他可决不是希望儿子们甘当农民的。正是因为现在是“明时”，才更要读书出仕。“报明时”，换成今天的时髦正能量话语就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所以“生逢“明时”不必读书求仕”的理解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后面的“为农”“躬耕百亩”“七月诗”又怎么理解呢？这还是回到诗的主题，这是一首鸡娃诗，是为了给儿子讲解”六经”特别是《诗经》的。儒家传统认为，六经中有关农事的内容，与治理国家是一脉相通的，所谓“为农为士亦奚异”。一边躬耕一边读书，就是学以致用，是儒家理想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