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含蓄深厚，曲折别致，独具匠心，耐人寻味。这首送别诗，不写离亭饯别的依依不舍，却更进一层写冀望别后重聚。这是超出一般送别诗的所在。开头隐去送别情景，以“送罢”落笔，继而写别后回家寂寞之情更浓更稠，为望其再来的题意作了铺垫，于是想到春草再绿自有定期，离人回归却难定。惜别之情，自在话外。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真是匠心别运，高人一筹。
诗的首句“山中相送罢”，在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相送已罢，把送行时的话别场面、惜别情怀，用一个看似毫无感情色彩的“罢”字一笔带过。这里，从相送到送罢，跳越了一段时间。而次句从白昼送走行人一下子写到“日暮掩柴扉”，则又跳越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诗人在把生活接入诗篇时，剪去了在这段时间内送行者的所感所想，都当作暗场处理了。
对离别有体验的人都知道，行人将去的片刻固然令人黯然魂消，但一种寂寞之感、怅惘之情往往在别后当天的日暮时会变得更浓重、更稠密。在这离愁别恨最难排遣的时刻，要写的东西也定必是千头万绪的；可是，诗只写了一个“掩柴扉”的举动。这是山居的人每天到日暮时都要做的极其平常的事情，看似与白昼送别并无关连。而诗人却把这本来互不关连的两件事连在了一起，使这本来天天重复的行动显示出与往日不同的意味，从而寓别情于行间，见离愁于字里。读者自会从其中看到诗中人的寂寞神态、怅惘心情；同时也会想：继日暮而来的是黑夜，在柴门关闭后又将何以打发这漫漫长夜呢？这句外留下的空白，更是使人低回想象于无穷的。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化来。但赋是因游子久去而叹其不归，这两句诗则在与行人分手的当天就惟恐其久去不归。唐汝询在《唐诗解》中概括这首诗的内容为：“扉掩于暮，居人之离思方深；草绿有时，行人之归期难必。”而“归期难必”，正是“离思方深”的一个原因。“归不归”，作为一句问话，照说应当在相别之际向行人提出，这里却让它在行人已去、日暮掩扉之时才浮上居人的心头，成了一个并没有问出口的悬念。这样，所写的就不是一句送别时照例要讲的话，而是“相送罢”后内心深情的流露，说明诗中人一直到日暮还为离思所笼罩，虽然刚刚分手，已盼其早日归来，又怕其久不归来了。前面说，从相送到送罢，从“相送罢”到“掩柴扉”，中间跳越了两段时间；这里，在送别当天的日暮时就想到来年的春草绿，而问那时归不归，这又是从当前跳到未来，跳越的时间就更长了。
王维善于从生活中拾取看似平凡的素材，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来显示深厚、真挚的感情，令人神远。这首《山中送别》诗就是这样的。
苏轼通过联想，在上阙运用以形象描写不同风格的音乐，从开始的轻柔旖旎，瞬间变为雄壮高扬，然后归于悠扬致远；在下阙则对比音乐本身，一是同一时间内，繁音细响与清越之声之对比，二是不同时间内，音乐之抑扬起伏的对比，添之以自己的感慨，使整首诗具备与原作不同的艺术韵味。
词先写乐声初发，仿佛一对青年男女在静夜微弱的灯光下，亲昵地私语 ，谈爱说恨，卿卿我我，往复不已。“弹指泪和声”倒点一句，见出弹奏开始，音调轻柔而又哀怨。“忽变”三句，写曲调由低抑到高昂，犹如战士在鼓声下驰骋沙场，无人可挡。结尾的“回首”两句，以景物形容声情，把音乐形象化给人缥渺幽远之感，。"回首暮云远"，让人联想起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之将士，也与上文中“轩昂勇士”相联系，将独立的音乐片段串起来。白云浮动，柳絮漂浮，若有若无，忽远忽近，难以捉摸，却逗人情思。
接着是百鸟争喧，明媚的春色与啁哳之声相伴，唯独彩凤不鸣。这里写以凤凰不鸣，起到"留白"的特殊效果，也点出了深刻哲理：真正内涵的，从不在言语上夺人眼球。之后琴声在瞬息间高音突起，曲折而上，曲调转向艰涩，好象走进悬崖峭璧之中，脚登手攀，前行一寸，也要花费很大气力。正在步履维艰之际，音声陡然下降，恍如一落千丈，飘然坠入深渊，弦音戛然而止。至此，词人确乎借助于语言，把这位乐师的高妙弹技逼真地再现出来了。最后五句，则是从听者心情的激动，反映出成功的弹奏所产生的感人的艺术效果。“指间风雨”，写弹者技艺之高，能兴风作雨；“肠中冰炭”，写听者感受之深，肠中忽而高寒、忽而酷热；并以“烦子”、“置我”等语，把双方紧密关联起来。音响之撼人，不仅使人坐立不宁 ，而且简直难以禁受，由于连连泣下，再没有泪水可以倾洒了。“推手从归去”描写的是琴师奏完将琴推开的动作，也在其中暗示这诗人心中归隐的情怀。“无泪与君倾”，表现出诗人此时肠中之郁结，比起原诗中“湿衣泪滂滂”更为不堪较之，更为含蓄，也更为深沉，虽然无落泪，但是更加表现出心情的郁结。
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缺乏空间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是很难捕捉和形容的。但词人巧于取譬，他运用男女谈情说爱、勇士大呼猛进、飘荡的晚云飞絮、百鸟和鸣、攀高步险等等自然和生活现象，极力摹写音声节奏的抑扬起伏和变化，借以传达乐曲的感情色调和内容。这一系列含义丰富的比喻，变抽象为具体，把诉诸听觉的音节组合，转化为诉诸视觉的生动形象，这就不难唤起一种类比的联想，从而产生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末后再从音乐效果，进一步刻画弹技之高，笔墨精微神妙，可说与韩诗同一机杼，同入化境。
苏轼这首词的“隐括”，即把韩愈的诗文《听颖师弹琴》剪裁改曲词，虽保留了韩诗的总体构思和一些精彩的描绘，但又在内容、形式以及两者的结合上，显示了自己的创造性，从而使此词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此诗发端即不凡，苍劲中蕴有一股郁抑之气。诗人感叹古代老莱子彩衣娱亲这样的美谈，然而在他这个时候，干戈遍地，已经很难找到。这就从侧面扣住题意“觐省”，并且点示出背景。第二句，诗的脉络继续沿着深沉的感慨向前发展，突破“不见老莱衣”这种天伦之情的范围，而着眼于整个时代。安史之乱使社会遭到极大破坏，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了。诗人深感人间万事都已颠倒，到处是动乱、破坏和灾难，不由发出了声声叹息。“万事非”三字，包容着巨大的世上沧桑，概括了辛酸的人间悲剧，表现出诗人深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三、四两句，紧承“万事非”而来，进一步点明题意。送友人探亲，不由勾起诗人对骨肉同胞的怀念。在动乱中，诗人与弟妹长期离散，生死未卜，有家等于无家，这也正是“万事非”中的一例。相形之下，韩十四似乎幸运得多了。可是韩十四与父母分手年久，江东一带又不太平，“访庭闱”恐怕也还有一番周折。所以诗人用了一个摇曳生姿的探问句，表示对韩十四此行的关切，感情十分真挚。同时透露出，由于当时正是乱世，韩十四的前途也不免有渺茫之感。这一联是前后相生的流水对，从诗人自己的“无家寻弟妹”，引出对方的“何处访庭闱”，宾主分明，寄慨遥深，有一气流贯之妙。
韩十四终于走了。五、六两句，描写分手时诗人的遐想和怅惘。诗人伫立白马江头，目送着韩十四登船解缆，扬帆远去，逐渐消失在水光山影之间了，他还在凝想入神。韩十四走的主要是长江水路，宜昌西面的黄牛峡是必经之乘地。这时诗人的耳际似乎响起了峡下黄牛滩的流水声，其中白马江头的景色乃是实景，而黄牛峡则是作者想象之中的虚景，虚实相生，饱含作者对友人的惜别之情。水声回响不绝，韩十四坐的船也就越走越远，诗人的离情别绪，也被曲曲弯弯牵引得没完没了。一个“静”字，越发突出了滩声汩汩，如在读者目前。这是以静衬动的手法，写得十分传神。等到诗人把离思从幻觉中拉回来，才发现他依然站在二人分袂之地。只是江上的暮霭渐浓，一阵阵寒风吹来，砭人肌骨。稀疏的树影在水边掩映摇晃，秋意更深了。一种孤独感蓦然向诗人袭来。此二句一纵一收，正是大家手笔。别绪随船而去，道出绵绵情意；突然收回，景象更觉怅然。此情此景，催人泪下。
尾联更是余音袅袅，耐人咀嚼。出句是说，分手不宜过多伤感，应各自努力，珍重前程。“此别”，总括前面离别的情景；“各”字，又双绾行者、留者，也起到收束全诗的作用。对句意为，虽说如此，只怕不能实现同返故乡的愿望。韩十四与杜甫可能是同乡，诗人盼望有一天能和他在故乡重逢。但是，世事茫茫难卜，这年头谁也说不准。诗就在这样欲尽不尽的诚挚情意中结束。“犹恐”二字，用得很好，隐隐露出诗人对未来的担忧，与“叹息人间万事非”前后呼应，意味深长。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不落专写“凄凄戚戚”之情的俗套。诗人笔力苍劲，伸缩自如，包容国难民忧，个人遭际，离情别绪深沉委婉，是送别诗中的上乘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