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白石词素以深至之情为体，以清劲之笔为用。这首《惜红衣》词，颇能见其特色。
白石词多有序居首，此词亦然。小序述作词的起源。公元1187年（淳熙十四年丁未），白石依萧德藻寓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吴兴水乡，北临太湖，境内有苕、霅二溪，溪水清澈可鉴，屋宇的影子照入湖中，好像水中宫殿，故称为水晶宫。但言上白石感触最深的，还是吴兴荷花茂盛清丽。故在序中强调引用陈与义居吴兴青墩镇时写的《虞美人》词句，对荷花加以赞美。
接着，记述丁未夏天，白石自己游吴兴之弁山千岩。“数往来红香中”一语，正印证着陈词“一路荷花相送”之句，文情隽美。荷花给予白石之感触极深，白石遂作此词。调名《惜红衣》，借取惜荷花凋零之意。
乐谱为白石自制，属无射宫调。但此词所寄予的深意，序中并未道出。白石之辞，极为含蓄隽永，道人之的未道，创人之未新，于欲言又止中见神奇，于奇伟而不怪诞之中见功力。实乃词象一派，该序乃以抛砖引玉之意。
首句“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起笔用对偶句开头，开篇就使人便觉笔力精健，气势动人。簟枕指凉席凉枕，下一邀字，尽传暑天取凉之心切。琴书指姜夔自著关于古琴理论之书（见《大乐议》及琴曲《古怨》序），下一换字，翻出永昼难捱之意。在白石的炼字炼句之间，便觉意脉伸展。陆辅之《词旨》，曾举此联为属对之范例。第三句睡馀无力，写夏日渴睡，无力二字已暗指主意，但含蓄而隐。在下边二句，笔锋却又宕荡开。“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冰，用以形容泉水之清冷。并刀，指快刀，古时并州（治今太原）素以出产快刀而著称。甘碧，指香甜鲜碧的瓜果。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此二句写夏日瓜果解暑之趣，趣在洒清水洗之，用快刀破之。句法略同清真《少年游》“并刀如水”，“纤手破新橙”。但写出细洒冰泉之趣，及以甘碧之感觉代瓜果之名称，则又显出白石词创新生趣的特色。体味上下文，言外时时有一种聊遣寂寞的意味。接着下一句“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反用杜甫诗事，直接写出自己客居的无限寂寞来。杜甫《夏日李公见访》诗云：“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旁舍颇淳朴，所须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凉秋。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城南诗客”，就是借所居“僻近城南楼”的诗人杜甫来自指。纵是如杜甫那样，当佳客来访时，邻家有酒可借，一唤即从墙头递来，但自己却是索居无人过访，纵然有这种想法也是徒然。言“谁问讯”，可见是没有人来问讯。下即紧接“岑寂”二字，真可以说是冷清、寂寞啊。这一短韵，总挽以上所写种种生活细节，无一处不是对孤寂无聊地表现，同时也引起以下所写层层哀愁。“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其意境也是顺手借自杜诗后面几句，但以情景恰当的交融，故不觉其有所借用之感。高柳晚蝉，声声诉说着时序将变、秋风将至的消息，其高迈苍茫的意象，透露着凄然以悲的心事。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换头以素描之笔写景，使人感觉笔力不懈怠。虹梁，摩状水乡拱桥之美。水陌，描绘湖心之堤如画一样。鱼浪吹香之句，传“鱼戏莲叶间”之神。二句的景象极其清美，似可用以忘忧。第三句红衣半狼藉，却将笔锋硬转，转写荷花已半凋零之凄凉景象，遂接起歇拍西风消息之意脉。邹祇谟《远志斋词衷》称道白石词“有草蛇灰线之妙”，这正好说明了白石词的这种风格。以上极写寂寥之感，时序之悲，下边，终于转出此词的本意——怀人。“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维舟即系舟。原来，红衣半狼藉，乃是水上所见所指，故感触亲切如此。舍舟登岸后，遥望天北故国，却唯渺邈而已。“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渚边沙外是指水岸。吴兴水乡之美，正如东坡《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诗云：“馀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可惜，此水乡尽管清绝之地，竟不得与故国之美人一起饱览旖旎的风景。美人在天一涯，渺不可及呵。白石怀人情感至深，由此可见。这正是词之内蕴所在。“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维舟”二句，“可惜”二句，此二句，皆挽合人我双方语，具见深情。唯前二句是眇望，中二句是感喟，此二句却是期待。曰“秋色”，似乎可期，但冠以“问甚时”三字，便觉无期，流露出心头的沉沉失落感。别易相会难，思之伤心无极。结穴“三十六陂秋色”，极美，亦应细玩。三十六陂，言水乡湖塘之多，也是荷花生长的环境。白石在吴兴另有赋荷花的《念奴娇》词云“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在此处用法相同。王安石《题西太—宫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烟水，白头想见江南”，亦连结荷花而言。“秋色”二字连上“三十六陂”，并非泛指，乃是暗点秋荷。南朝梁昭明太子《芙蓉赋》云：“初荣夏芬，晚花秋曜。兴泽陂之徽章，结江南之流调。”足见江南陂塘的秋荷，也是很可爱的。“同赋”即是同赏，赏而有所咏，故云“赋”。结句拈出赏荷，与词中的序言直接在呼应并紧扣，而期于不可捉摸之“甚时”，亦可哀矣！词已毕而情却未了，正如刘熙载所谓：“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艺概·词曲概》）至此，词人的未道出真意，以欲言又止，欲叙止的欲扬克抑的手法尽情渲染悲凉凄切之意，引人以揣度和深思，究竟为谁而愁，为何事而忧？
此词所怀思之人指谁，已难确考。可能是指一位挚友，但更可能是指一位合肥女子。词中，“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可考证。按白石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幼随父宦久居于汉阳（今属湖北武汉市）。鄱阳、汉阳，俱在吴兴之西方，不能说是望故国眇天北。从吴兴遥望天北，实瞩目于江淮一带。
当白石二三十岁时，客游于江淮间，曾与合肥女子结下终身不解的情缘。而此情却无法如愿以偿，铸成白石一生之悲剧。白石词集中有关怀念合肥女子之作，极多，极好（详夏承焘《合肥词事考》）。白石若以合肥为故国，应属情理之中，就像今天所称的第二故乡。无论所怀之人为谁，此词至深之情，都是能感动人肺腑的。
此词艺术造诣颇能见出白石词创作的特色。首先，是结构意脉之曲折精微。上片前三韵共七句，刻绘了种种生活细节，看似与怀人无关，但层层暗透寂寞之感，却正是怀人之苦的铺垫与烘托。歇拍与换头三韵共六句，描写时序变迁的消息，则是暗示离别已久之感，别易会难之悲，意脉已渐趋怀人之本意。但仍未点明此意。直至最后四韵六句，才一气倾注出望远怀人相思期盼之苦。末句又叹何时能同赏荷花，与词序所述自己“数往来红香中”遥遥映射，既有照应，又有发展。纵观全幅，结构曲折而意脉精微，层次分明，而意绪疏动，贯通全文。尤其千回百折于现境之内，显然有别于清真词的时空错综之结构，可谓白战不许持寸铁，确实表现出白石自己的特色。其次，是风格之清新刚劲。这要从两个角度分论。论其笔法，有清疏空灵之美，比如宕开笔墨去描摩生活细节、时序景物：“墙头唤酒”以下五句，运用杜诗，有正有反，有明有暗，不粘不脱，称意惬心，语同己出。又有刚劲峭拔之美，有如从暑日夏景之宜人硬转至西风消息，从虹梁、水陌、鱼浪之美景硬转至荷花红衣狼藉之凄景。论其字面句构，亦有生新精健之美。如邀凉、换日、吹香、眇天北等，无不字字新奇，句句生辉。而且全篇辞无虚设，笔无稍懈。（白石词几乎篇篇无败笔，这只有清真词可与媲美。）这样独特的笔法与字句整合，遂产生清刚之风格。第三，是声情与词情妙合一体。宋代精于音律的词人，前有清真，后有白石。
此词是白石创调，其声律独具匠心。全词用入声韵，其声激越。不协韵的句脚字，又异乎寻常的多安排仄声而少用平声。仄声高亢，与入声韵相联缀，遂构成一部激越的乐章。这对于表现深至高迈的怀人之情，不仅适得其宜，而且增添效果。尤其下片后六句为怀人重点段，前二句叠下韵脚，声情愈急密。后四句连用两个去声字作句脚，声情愈高亢。声情与词情，同时推向高潮。白石虽因词作不多，在南宋未能称为大家，但其词少而精，在技巧上的细腻与风格上的清瘦，也显示出独特的成就地位。于此词可见。
“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上四暮春之景，下四春日感怀。吴论：肃肃，落声。菲菲，落貌。【黄注】红素乃地下花絮。【顾注】惟鸟雀，见过客之稀。独柴扉，见村居之僻。关中数乱，谓吐蕃、党项入寇。剑外未清，谓吐蕃近在西山。故乡尚有军营，则欲归不得矣。）
黄生曰：写有景之景，诗人类能之。写无景之景，惟杜独擅长。此诗上半，当想其虚中取意之妙。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