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大雅·假乐》一诗,除了对周王无以复加的赞美之外,也深蕴着殷切的希望。
全诗仅四章,表现了周朝宗室,特别是急切希望振兴周王朝的中兴大臣对一个年轻君主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假(嘉)乐”点出诗的主题或用途。“显显令德”,开门见山地赞扬了受冠礼者的德行品格。以下称赞他能尊民意顺民心,皇天授命,赐以福禄。这一章看似平实,但在当时周王朝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的情况下,表达对宣王的无限期待和信赖,实言近而旨远,语浅而情深。第二章顺势而下,承上歌颂宣王德荫子孙,受禄千亿,落笔于他能“不愆不忘”,一丝不苟地遵循文、武、成、康的典章制度,能够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劝谏。这些话里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教训:夷王、厉王因为违背了这两点使宗周几乎灭亡,其代价不可谓不大。因为此诗是举行冠礼的仪礼用诗,有着它现实的要求,故而第三章便转锋回笔,热烈地歌颂年轻的宣王有着美好的仪容、高尚的品德,能“受福无疆”成为天下臣民、四方诸侯的“纲纪”。末章紧接前文之辞,以写实的手笔勾勒了行冠礼的活动场景。宣王礼待诸侯,宴饮群臣,其情融融,其意洽洽。“百辟卿士”没有一个不爱戴他、不亲近他的。“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使国民能安居乐业,不再流离失所,这就是对一个明君的最主要的要求。短短的一首诗,围绕着“德、章、纲、位”赞美了年轻有为,能为天下纲纪的宣王,于有限的词句内包容了无限的真情,美溢于辞,其味无穷。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这首诗“无非奉上美诗”,“近谀”、“全篇捧场,毫无足观”,似未能弄清诗的主旨和特定的创作背景。
该词描写精美的春归之景,以惜春之怀,发幽婉深恨之情,令人思之不尽,可谓这首词的显著特点。
词的上片写春归之景。从落红铺径、水满池塘、小雨霏霏,到杏园花残、杜鹃啼叫,写来句句景语、情语。清秀柔美,深美婉约。先写飘零凋落的花瓣已经铺满了园间小路,池水上涨已与岸齐平了,再写说晴不晴,说阴不阴,小雨似在逗弄晴天一样。观看杏园已失去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动人景色。它像一个青春逝去的女子,容颜显得憔悴而没有光泽了。再听枝头杜鹃鸟儿,传来声声“不如归去”,泣血啼唤,多么令人伤感。
杜牧诗有:“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这句可能化用小杜诗意。作者从所见所闻之春归的景物写起,不用重笔,写“落花”只是“铺径”,写“水”只是“平池”,写“小雨”只是“霏霏”,第三句写“杏园”虽用了“憔悴”二字,明写出春光之迟暮,然而“憔悴”中也仍然有着含敛的意致。片末,总括一句“无奈春归”,其无可奈何之情,已在上述描写中得到充分表现。但也只是一种“无奈”之情,而并没有断肠长恨的呼号,这样就见出一种纤柔婉丽之美。
词的下片,侧重写人。写她独自一人登上冒出柳树枝头的画楼,斜倚栏杆,手捻花枝。这句似由冯延巳《谒金门》:“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词意化来。紧接着又写下一句“放花无语对斜晖”,真是神来之笔。因为一般人写到对花爱赏多只不过是“看花”、“插花”、“折花”、“簪花”,都是把对花的爱赏之情变成了带有某种目的性的一种理性之处理了。而从“手捻花枝”,接以“放花无语”,又对“斜晖”,委婉含蓄,哀怨动人,充分体现了少游词出于心性之本质的纤柔婉约的特点。
秦观这首词所写从“手捻花枝”到“放花无语”,是如此自然,如此无意,如此不自觉,更如此不自禁,而全出于内心中一种敏锐深微的感动。当其“捻”着花枝时,其爱花是何等深情,当其“放”却花枝时,其惜花又是何等无奈。而“放花”之下,乃继之以“无语”,正是因为此种深微细致的由爱花惜花而引起的内心中的一种幽微的感动,原不是粗糙的语言所能够表达的。而又继之以“对斜晖”三个字,便更增加了一种伤春无奈之情。“放花无语对斜晖”,七个字中只是极为含蓄地写了一个“放花无语”的轻微动作,和“对斜晖”的凝立的姿态,却隐然有一缕极深幽的哀感袭人而来。所以继之以“此恨谁知”,才会使人感到其中之心果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幽微之深恨。
诚然,词人没有写她“恨”什么。但从词人描绘的这幅春归图里,分明看见她面对春归景色,正在慨叹春光速人易老,感伤人生离多聚少,青春白白流逝。全词蕴藉含蓄,寄情悠远。真是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余味。
此词蕴含了词人丰富的情感:久别重逢的喜悦、宦海沉浮的悲惋无奈和离别在即的愁绪。全词想象奇特,虚实相生,虚实处理得当,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富有浪漫色彩。
此词上片抚今追昔。
先怀念过去。久别的朋友来访,词人无比喜悦地与朋友畅谈从前:当年自己与朋友一同参加科举殿试,同榜及第,金銮殿上一同被皇上唱报名次,然后一同跨马游街,到琼林苑赴宴赏花,在繁华的汴京,自己和朋友都觉得春风得意、前程似锦。
再感慨现在。分别十年,岁月沧桑,如今自己却远离京城、身贬滁州、官职低微,多年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无所成就,徒然辜负了当年皇上的隆恩和风光荣耀。过去的得志与现在的失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抒发了词人对过去春风得意的岁月的怀念与留恋,对自己宦海浮沉、如今遭受贬谪的境遇的郁闷与悲叹。
下片抒写对朋友的情意。
先写对朋友的留恋与关心。听说朋友要去赴任的阆州和神仙的住处相通,那么自己今后就再也见不到朋友了,即使登上高楼也够不着神仙之地,看不到朋友的家。久别重逢,自是喜悦,但离别在即,分别难再相见,怎能不让人依恋不舍;何况朋友任职的四川阆州与自己的贬所滁州相比,是更偏远、蛮荒之地,自己和朋友“同是天涯沦落人”,朋友也要善自珍重啊。
再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的离愁别绪。朋友的离去,使滁州似乎变成了孤城,太阳不再令人温暖,一天天的日子显得空虚、难以打发,生活孤单、清冷、无聊,心里充满无尽的离愁,只能将思念付予那些经霜的红树以及与它们相连的远处的红霞。
此词风格飘逸。首先,多重时空转换变化,有重聚的现在,有同榜及第的十年前,还有即将到来离别之后;有词人与朋友都风光得意的汴京,有词人“薄宦老天涯”的滁州,有朋友即将赴任的阆州,还有神仙居处的阆苑,境界开阔。
其次,多处用虚笔,回忆过去,想象朋友的去处,想象朋友离开后自己在滁州的情形,笔触灵动超逸。最后,想象奇特,词人忽发奇想,将人间僻地的阆州点化为天上仙境阆苑,赋予阆州以神奇、浪漫、缥缈的特点,具有神话色彩。
再次,境界缥缈开阔,语言洒脱灵动。“阆山”通“阆苑”,“滁州”望“阆州”,展现了多重时空的组合变化。“闻说”二字导入传说,忽又接以“楼高”句设想将来,灵动超逸,挥洒自如。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