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自宋以来，不少正统词论家指责柳永的俗词，因为这些“淫冶讴歌之曲”不合封建社会道德和正统文人的审美趣味，所以历代词选很少收录这类词。其实只要不具艺术偏见，仔细研读柳永俗词便不难发现，它是很有思想意义和艺术水平的。正如这首《驻马听》，它是柳永词中专写男女别离相思的一篇，通篇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完全摆脱了即景传情和因物兴感的俗套，采用直言的方式来抒情。全词写得直率明快、真情洋溢、深挚感人。

　　整首词采用线型的结构，按照情节的顺序从头写起，层次清晰。上片纯属忆旧。“凤枕鸾帷”三句是写词人沉溺于往日甜蜜爱情生活的回忆里。这段幸福的生活虽只有“二三载”，在整个人生旅程中是短暂的，却因两心相照，“如鱼似水”般的和谐而令人难忘。“良天好景”三句承上而来，写出了词人为留住这份恋情而小心尽意的情态，一“良”一“好”，写出了相聚时光的美好；一“深”一“多”，写出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恋情深。“奈何伊”三句转而写女子的性情和骄纵，这又是紧承上一层意思而来，正因为词人的“尽意依随”，才使得妻子放纵恣肆，撒娇任性，有时简直无法忍受。接下来，“无事孜煎”三句，重笔渲染相恋双方时时因琐事而生纠葛，但终因情意绵绵不忍分离。“怎忍”二字写出了词人依依不舍的情态，”分离“二字又为下片写离别后相思之情做铺垫。这一串直言不讳的回忆，平中见奇，层次井然，章法分合有序，给人以曳生姿的美感。

　　词的下片转而伤今。“而今渐行渐远”二句，紧承上片而意脉不断，一个“而今”便将全词由忆旧转为伤今。“远”字加大了空间与情感的距离，三个“渐”字，以细腻的笔触极为准确地变现了词人渐行渐远，愈加难以抑制对所爱的相思之情，“虽悔难追”则写出了懊悔轻别而又已然分别的矛盾和无奈。这两句虽只有十二字，却交代了词人此刻的处境、心情，含蕴深厚。根据这种情形，即使寄去消息，终究也是白费。分别的双方固然可以飞雁传书，但接下来词人却否定了这种做法，“漫寄消寄息，终久奚为”，分别用了“漫”、“奚为”等词，委婉地道出了唯有相聚方能解相思之苦。“消息”两字分用，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拟重论缱绻”承接上句，直写自己有意和妻子复合，已不再似前句那般委婉。“争奈翻覆思维”写词人反复思考，“争奈”表转折，“翻覆思维”为下文作铺垫，说明词人接下来的话并不是随后一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这几句丧气话，表面看来有点煞风景，但实际是一个久经忧患者对人情世故的清醒认识，是情感和哲理的巧妙结合。

　　柳永的这首词在写法上颇具特色，同是思慕爱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国风·秦风·蒹葭》）是含蓄的写法，“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国风·周南·关雎》）是直露的写法。柳永的这首词就是“辗转反侧”式的，而且更加赋化，更加直露，更加一览无遗。写尽了他对所爱的种种相思。他和前人写男子思恋反托女子口吻，且要借助高远意象，如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不同，也和同时代的词人，只是点到为止，随即便借助深邃的景语宕开，如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不同，他只以自己的口吻直露地抒情，一泄无余，一吐为快。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

　　诗分前后两个层次。前面八句是对画本身的描绘：郊野间有块小小的怪石，翠绿的幽竹紧挨着它生长。牧牛娃手执三尺长的鞭子，驾驭着这头龙钟的老牛。四句诗分咏石、竹、牧童、牛四件物象，合组成完整的画面。由于使用的文字不多，诗人难以对咏写的物象作充分的描述，但仍然注意到对它们的外形特征作简要的刻划。“峥嵘”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这里拿来指称石头，就把画中怪石嶙峋特立的状貌显示出来了。“篁”是丛生的竹子，前面着一“幽”字写它的气韵，后面着一“绿”字写它的色彩，形象也很鲜明。牧童虽未加任何修饰语，而称之为“阿童”，稚气可掬；点明他手中的鞭子，动态亦可想见。尤其是以“觳觫”一词代牛，更为传神。按《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以“觳觫”来形容牛的恐惧颤抖的样子。画中的老牛虽不必因恐惧而发颤，但老而筋力疲惫，在鞭子催赶下不免步履蹒跚，于是也就给人以觳觫的印象了。画面是静态的，它不能直接画出牛的觳觫，诗人则根据画中老牛龙钟的意态，凭想象拈出“觳觫”二字，确是神来之笔。诗中描写四个物象，又并不是孤立处理的。石与竹之间着—“倚”字，不仅写出它们的相邻相靠，还反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情趣。牧童与老牛间着一“御”字，则牧童逍遥徜徉的意态，亦恍然如见。四个物象分成前后两组，而在传达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上，又配合呼应，共同构成了画的整体。能用寥寥二十字，写得这样形神毕具，即使作为单独的题画诗，也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但是，诗篇的重心还在于后面四句由看画生发出来的感想：这石头我很喜爱，请不要叫牛在上面磨角！牛磨角还罢了，牛要是斗起来，那可要残损我的竹子。这段感想又可以分作两层：“勿遣牛砺角”是一层，“牛斗残我竹”另是一层，它们之间有着递进的关系。关于这四句诗，前人有指责其“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的（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其实并没有评到点子上。应该说，作者对于石与竹是同样爱惜的，不过因为砺角对石头磨损较少，而牛斗对竹子的伤残更多，所以作了轻重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石与竹在诗人心目中都代表着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磨损石头和伤残竹子则是对这种宁静和谐生活的破坏，为此他要着力强调表示痛惜，而采用递进的陈述方式，正足以体现他的反复叮咛，情意殷切。

　　说到这里，不免要触及诗篇的讽喻问题。诗中这段感想议论，除了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好和破坏自然美的痛心外，是否另有所讽呢?大家知道，黄庭坚所处的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在神宗时就已展开。哲宗元祜年间，新党暂时失势，旧党上台，很快又分裂为洛、蜀、朔三个集团，互相争斗。至绍圣间，新党再度执政，对旧党分子全面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哄争，初期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原则性，愈到后来就愈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严重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黄庭坚本人虽也不免受到朋党的牵累，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能够看到宗派之争的危害性。诗篇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深意。

　　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犹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