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结构也很别致。第一、二两节各六句:第一节写别家上路时情景,第二节写途中所见景物及自己主观心情随客观景物之变化而变化的心理活动。“华志”二句自为一节,是前两节的一个小结。“推琴”二句又成一节,似用旁观者口吻结束全诗。这是作者从主观世界中跳出来,故意用客观叙述来“冷处理”,从而让读者于言外去品味诗人内心的苦况。
在第一节中,有两个表时间的虚词与一般讲法有异。一是“仲秋始霜雪”的“始”,作“初”解。余冠英先生《汉魏六朝诗选》注云:“近人用‘始’字有迟久而后得的意思,此不同。”其说是。诗句译成口语,应该是“刚到仲秋时节就开始出现霜雪了”。另一是“方冬与家别”的“方”,“方冬”,指初入冬,而不是将入冬。这里有个节序的先后问题。“江上”二句写今年寒意来得早,阴历八月就下霜落雪了。这时要出门从军,必须把衣食准备得充足些;偏偏作者因家境困穷,缺乏衣粮;但又不能不动身,只好在冬初辞家远行了。鲍诗的特点就在于平平写起,闲闲引入,看似寻常笔墨,而诗意却亲切感人。此诗正是这种典型写法。于是接下来写五、六两句:寒冷的初冬,已是满目萧条,偏偏又在缺衣少食的经济条件下离乡背井,从后渚动身时内心当然要充满凄怆了。这六句纯以质朴平实的描写来打动读者,遣辞造句,似乎全不着力。这与第二节锤炼字句、刻画景物的写法几乎判若泾渭。但作者却把这两节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乍读时觉得何以一诗之中风格顿异;其实这正是鲍照写诗善于变化,力图用语言的浅显与生涩来对读者施加影响,从而使读者的感受随诗人笔锋而转移的地方。
第二节,“凉埃晦平皋”者,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的尘埃把空阔平旷的皋原给掩蔽了,显得模糊晦暗,使作者无法向远处瞻眺。这是陆景。“飞潮隐修樾”者,腾跃的江潮遮住了诗人的视线,两岸修长的树影仿佛都隐没了。这是江景。于是作者乃置身于一片迷茫和惊涛骇浪之中了。吴汝纶以“凉埃”二句比喻世乱,看来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作者此行的目的是“从军”,而目之所接,身之所经,却是晦暗的前途和惊险的处境,自然会产生来日茫茫吉凶未卜的预感。所以这首诗的景语似乎并非纯客观的描写,而是近于比兴的。所以前人大都认为这一句是作者自喻。“空烟”正在包围着太阳,因此吴汝纶认为这一句“喻世事之变幻”“视升灭”者,眼看着这一簇烟雾忽而升起、忽而消逝之谓。总观这四句景语,还有个动与静相对配合的特点。“凉埃”虽非静态,但比起“飞潮”来,相对地却要静一些;而“孤光”虽在独自徘徊,比起“空烟”的倏尔升起、忽然消灭来,相对地说也算是静态。这就比以纯动与纯静相对照来得空灵生动得多。古人写诗总是在发展中有所前进。鲍照写景,就比谢灵运以前的人进步很多,像这种相对的动与静的配合在鲍照以前的诗人笔下就很少见到。而到了王维,干脆有静无动,只把宏观的壮伟场面如照像一般摄入诗中,其胆识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前人,即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也。
四句景语之后,再虚写两句以为收束。“途随前峰远”者,“前蜂”为眼中所见,要达到那里还有一大段路程,作者心里是有数的,所以用了个“远”字。而这一句又含有前路无涯,茫然无所归适之意。“后云”者,指已经被抛在身后的重云叠雾。行人虽已走过了那一段“空烟升灭”的地带,可是那郁积的云层仍压在心头,给自己带来了迷惘与怅恨,所以诗人的思绪仍在追逐着它,从而使内心郁结不释。王夫之以“发心泉笔”四字评价鲍照,“发心”者,心细如发之谓;“泉笔”者,妙笔生花,文思如泉涌之谓。用来形容此诗的中间六句,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华志”二句写得很吃力。“华志”犹美志,它是鲍照自己创造的词汇。这句是说自已虽有美好的志愿,却被无情的岁月给搅散、打乱了。“惊节”与“驰年”为对文,指使人吃惊的节序变化。这句是说,自己的青春已被令人吃惊的时光给弄得凄惨暗淡,无复当年的蓬勃朝气了。这就把客观上时空的变化和主观上壮志的销磨融成一体,综合地化为无限感慨。诗写到这里,已届尾声,本可结束。但作者意犹未尽,乃变换一个角度,用最后两句收束全篇。
以上所写,从作者离家远行说起,并把旅途所感抽绎出来,全属主观抒情之笔。但在汉乐府和汉魏古诗中却另有一种写法,即把主观抒情的内容用客观口吻给描述出来,宛如借旁观者之口来为抒情主人公说话。鲍照此诗结尾实用此法。在大段的羁旅行役的描写之后,忽然转到弹琴上来。好像作者已结束了旅程,在到达目的地后把所见所思通过弹琴表达出来。这就把直接的主观抒情做了间接的客观处理,前面写的种种思想感情仿佛是事过境迁的一番追溯。但作者并没有把主观抒情部分做纯客观的处理,只是把距离拉开了一点而已。因为从诗意看,弹琴者仍是作者本人。这末二句说,作者把一腔心事通过琴音来表达,但弹到这里,由于过于伤心而弹不下去了,只能推琴三叹,琴声亦如有情,遂因弹琴者之凄怆感慨而戛然中止。这在作者看,这样写可能增加了有余不尽的回味。但这种把笔势宕开的结尾,其艺术效果究竟如何,则仁智所见亦各不相同。如方东树就说:“收句泛意凡语。”认为这样结尾反而弄巧成拙。作者本意原为创新,但衔接得过于突兀,加上这一手法也并不新奇,反倒成为败笔。故方氏之见似亦未可忽视也。
这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和采莲人欢乐的心情。在汉乐府民歌中具有独特的风味。
民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回旋反复的音调,优美隽永的意境,清新明快的格调,勾勒了一幅明丽美妙的图画。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荷叶,莲叶下自由自在、欢快戏耍的鱼儿,还有那水上划破荷塘的小船上采莲的壮男俊女的欢声笑语,悦耳的歌喉,多么秀丽的江南风光!多么宁静而又生动的场景!从文化学的角度,我们又会发现这是一首情歌,它隐含着青年男女相互嬉戏,追逐爱情的意思。你看那些鱼儿,在莲叶之间游来躲去,叫人怎能不想起北方的“大姑娘走进青纱帐”?
读完此诗,仿佛一股夏日的清新迎面扑来,想着就令人觉得清爽。还不止于此,我们感受着诗人那种安宁恬静的情怀的同时,自己的心情也随着变得轻松起来。
诗中没有一字是写人的,但是我们又仿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感受到了一股勃勃生机的青春与活力,领略到了采莲人内心的欢乐和青年男女之间的欢愉和甜蜜。这就是这首民歌不朽的魅力所在。
词的上片写雨中游西湖所见。起首写西湖概貌。碧波连天,翠浪翻腾,气吞平野,虽然用字不多,却写得极有气势。二三句写雨中游。杜甫《洗兵马》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处用其前句,言雨从天降犹如有人力挽天河之水使之落入西湖,在卧龙山下形成一片明镜,而游人的影子则从“镜”中倒映出来。作者不说来游西湖,而说不知何人在卧龙山下照影,既点出了出游地点,又不粘皮带骨,可以说是空灵慰藉。以上三句,一句写湖,一句写雨,一句写游,“三山雨中游西湖”之意已全部写出,下边则围绕这一中心,渲染铺叙。“烟雨”三句化用苏轼咏杭州西湖诗意吟咏福州西湖之美。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此处化用苏诗,言游福州西湖在烟雨迷茫中最相宜,因为那空濛如画的景色会给游人以飘然欲仙的感受;然而晴天来游则更好,因为那会使你心情开朗,看得更真切,显得更美。但是,西湖的美又是朴素的,约略是西施未嫁,待字闺中,需要加以打扮,也就是说要使西湖更美,还需要加以开发,还有待于“细把江山图画”,从而引出以下四句词来。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中的孤山,言其像瞿塘峡之滟滪堆,偃卧在千顷湖光之中,扁舟过此,极为凶险。据《淳熙三山志》说,赵汝愚帅福建,曾上书请疏浚西湖旧迹,匆匆兴役,议者以费多利少为疑,作者以“中有句,浩难写”,说明是是非非,一时也说不清楚,对怀疑疏浚西湖的议论表示了谨慎的异议。这样写,既照应了“有怀丞相经始”的词题,又丰富了“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具体含义,表明他要继赵汝愚之后,把西湖建设的更美丽的意向,内涵深厚。
词的下片写雨中游湖所感。起句以福州西湖文人社集比作杭州文士的西湖诗社,用“例入”二字表示西湖诗社在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而写出西湖同文人的密切关系。赵汝愚两次知福州,所以二三句化用杜牧《叹花》诗意,言当他“重来”福州时,上次亲手种植的树木,如今已绿树成荫,再次表达他对丞相“经始”功业的肯定与赞许。“陌上”三句写昔日福州西湖的繁华。言远在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在此立国,在西湖中修建了“十里水晶台榭”,架起复道,“时携后庭游宴,不出庄陌,乃由子城复道跨罗城而下,不数十步至其所。”作者借陌上游人之口夸之,暗示出他对福州西湖旧日繁华的倾慕之意。结尾四句写其今昔变迁。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的今昔对比。“堂上燕,又长夏。”二句,承上句“鱼鸟”做进一步发挥,言只有堂上的燕子,在长夏时节,又重来此,不知它是否还能寻到昔日的故居。总之是说,今日的福州西湖,皆今非昔比。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