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首联写文山祠的悲凉景象，为全诗的情调打下了基础；颔联概括文天祥一生的悲剧，颂扬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高风亮节；颈联连用子规、燕月、精卫和浙江潮来隐喻文天祥被害后，人们的沉痛哀思；尾联用岳飞比文天祥，以英雄遗恨长存作结。全诗歌颂文天祥坚贞不屈的精神，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用典精当，词句凝练，格调沉郁，情感深切。
首联先写文山祠内庄严肃穆的气氛。红色的帷帐映着灯火，摇晃在寒风里，这景色让诗人想象文天祥当年在风雨飘摇中孤军奋战的历史场面，显示文天祥的爱国精神远远没有消失。这里用了对比的手法，虚实相衬，从而表现出文天祥不屈的英灵，也暗含了对文天祥死难的痛悼与钦敬。这一联，讴歌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并把“英灵迥未消”五字作为全诗的纲领，以下皆由此而生发。
颔联用洗炼的笔墨，概括了文天祥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乾坤浩荡身难寄”，南宋灭亡，国家不存，文天祥避敌追捕，然而乾坤浩荡，无处寄孤臣义士之躯。“道路间关梦且遥”，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被押往元都燕京，这句写押解途中情景。文天祥抗元不果，忠义难寄，诗人用十四字描述文天祥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的经历，暗含诗人对文天祥浩然正气的赞赏。
颈联连用数典进一步地深化了文天祥的坚贞爱国情操。上句写实，诗人来到燕京，凭吊文丞相祠，耳边传来“子规”在月下的悲啼声，如哀如怨，顿生对文天样的怀念之情，表达了崇敬之意。下句以“精卫填海”的故事，说明“填海”是不可为之事，精卫决心要填，寓意文天祥抗元的决心。就当时大势看，抗元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而文天祥忠于宋朝，正以精卫填海的精神去实现抗元之志；又以钱塘江怒潮，喻其坚贞不屈的精神，赞美了文天样忠义爱国思想。诗人在这里巧用数典，使“英灵迥未消”进一步具体化，对仗工稳，用典切题，语意悲壮，激扬正气。
尾联为了表现这种精神的感召力量，作了夸张性的描写。丞相祠前也有像岳坟那样枝皆南向的树木，表明树枝也受到丞相精神的感召，不肯向北方的敌人屈服。南面向阳，树枝容易发旺，这本是自然现象，诗人为了歌颂丞相爱国精神之伟大，因而产生这种联想。把“西湖树”和“丞相祠”联在一起，也是有意使南宋两位民族英雄有所关连，在发扬爱国精神方面，起到前后继承和相互辉映作用。诗至此而止，造成余响不息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歌颂了文天祥的英灵浩气长存天地之间，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诗从文山祠周围气氛落笔，颔联仅用十四字，高度概括文天祥的光辉业绩，用笔精练。颈链展开想象，句子富于主观色彩。尾联回到祠堂，用祠中之树遣枝向南描写文天祥魂魄不散，誓向南宋的一片忠诚。这首诗的写作特点，在于运用神话典故，作联想的浪漫手法，歌颂文天祥坚贞的爱国精神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全诗用典妥切，属对工整，精致细密。
此诗见缲丝而托兴，正意在篇末。此章两段，各八句。上段，有踵事增华之意。欲成罗锦，用尺量丝，故须长；所织花草，色兼红碧，故不须白。熨贴裁缝，制为舞衣也。象床，指机床。玉手，指织女。乱殷红，谓经纬错综。动尺碧，谓光彩闪铄。
下段，有厌故喜新之感。蝶趁舞容，鹂应歌声，落絮游丝乘风日而缀衣前，比人情趋附者多。一经尘汗污颜，弃置何所，见繁华忽然零落矣。士故有鉴于此，不轻受汲引而甘忍羇旅，诚恐一旦弃捐，等于敝衣耳。玩末二语，公之不屑随时俯仰可知。
仇兆鳌按：诗咏白丝，即墨子悲素丝意也。已悲素质随时染，当其渲染之初，便是沾污之渐，及其见置时，欲保素质得乎？唯士守贞白，则不随人荣辱矣。此风人有取于素丝欤。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