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的词,总是让人感觉缱绻幽情,该词自然也不例外。全词辞藻优雅,言浅意深,可谓是直抒胸臆的佳作。
一开篇,作者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黄昏又听城头角,病起心情恶”,黄昏时分,城头号角响起,词人身患疾病,心情异常低落。接着纳兰向我们交代了此时他正在做什么, “药炉初沸短檠青,无那残香半缕恼多情”。
那么,纳兰到底是因何而生病呢?他在下片给出了答案: “多情自古原多病。”患病之人一般都会自怜自伤,纳兰自然也不例外,更何况是独自病在异乡,没有亲人的悉心照料,没有朋友的嘘寒问暖,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揽镜自照,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己日渐消瘦的容貌。
词的结尾两句似乎很好理解, “一声弹指泪如丝,央及东风休遣玉人知”,病中的纳兰触景伤情,以至于轻轻弹一下手指,就伤心得泪下如丝,但是他又不想让想念之人知道自己患病的消息后徒增伤心,于是央求东风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里的“弹指”指代别的是纳兰好友顾贞观的词集《弹指集》。那尾句中的“玉人”又如何解释呢?从通常意义上理解,它当然是指美丽洁白的女子。另外,它也会被用来指代风流俊美的才郎,由此看来,纳兰以玉人来称呼顾贞观,也就变得合情合理。
全词浅显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充分体现了纳兰词“率直性灵”的风格。
宫怨是唐诗中屡见的题材。薛逢的这首《宫词》,从望幸着笔,刻画了宫妃企望君王恩幸而不可得的怨恨心理,情致委婉,有其独特风格。
诗的首联,即点明人物身份和全诗主旨:“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十二楼”、“望仙楼”皆指宫妃的住处。《史记·封禅书》记,方士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又,《旧唐书·武宗本纪》记,“会昌五年作望仙楼于神策军”。诗中用“十二楼”、“望仙楼”代指宫妃的住所,非实指,是取其“候神”、“望仙”的涵义。这两句是说,宫妃们在宫楼之上,一大早就着意梳妆打扮,象盼望神仙降临一样企首翘望着君王的恩幸。
颔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渲染,烘托望幸之人内心的清冷、寂寞:“锁衔金兽连环冷,水滴铜龙昼漏长。”这两句说,宫门上那兽形门环被紧紧锁住,那龙纹漏壶水滴声声。上句“冷”字,既写出铜质门环之冰凉,又显出深宫紧闭之冷寂,映衬出宫妃心情的凄冷。下句“长”字,通过宫妃对漏壶中没完没了的滴水声的独特感受,刻画出她昼长难耐的孤寂无聊的心境。 颈联通过宫妃的着意装饰打扮,进一步刻画她百无聊赖的心理。“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是说刚刚梳罢那浓密如云的发髻,又对着镜子端详,惟恐有什么不妥贴之处;想再换一件新艳的罗衣,又给它加熏一些香气。这一联将宫妃那盼望中叫人失望、失望中又怀着希望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十分逼真。“望”的时间越长,越叫人心情难堪,说是没指望吧,又怀着某种期待;说是有希望吧,望眼欲穿,实在渺茫。罢梳复又对镜,换衣重又添香,不过是心情烦乱无聊和想望之极的写照。
末联写宫妃“望”极而怨的心情,不过这种怨恨表达得极其曲折隐晦:“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袍袴”,指穿短袍绣袴的宫女。“遥窥”二字,表现了妃子复杂微妙的心理:我这尊贵的妃子成日价翘首空望,还倒不如那洒扫的宫女能接近皇帝!又表明,君王即将临幸正殿,不会再来的了。似乎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哀怨隐隐地透露出来。
这首诗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写极其细腻、逼真。自首联总起望幸之意后,下三联即把这种“望”的心情融于对周围环境的描画、对人物动作的状写和对人物间的处境的反衬之中,生动地反映了宫妃们的空虚、寂寞、苦闷、伤怨的精神生活。
这是曹丕创作的一篇骈文,文中描写吴质将要赴朝歌上任,曹丕远行在外,作此书信以述离别之情,信中回忆了曾与吴质、阮瑀畅游南皮,纵论诗书,设局博棋的美好生活,对文人学友间的感情表示无限的珍惜。今日重游,已物是人非,引起了作者对朋友离别的无限感慨。全文抚今追昔,怀旧悼亡,娓娓叙来,情意恳切。词语平淡自然,朴素整齐,骈散兼施,直抒胸臆,不用典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这封书信共三段,首段和末段的时序都是今日,中间一段是主体部分,时序在往日,形成今昔对比,前后照应。
首段是书信的开场白,先对友人问候,再述说写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愿言之怀,良不可任”,压抑在心中的情感不吐不快,一叙衷曲,最后述说书信的功效,反而更增加了思念之苦。
第二段主体部分,具体追忆“昔日南皮之游”的情形,除开篇“五月十八日,丕白”和信末“丕白”等五句书信格式语外,此书信共五十七句、二百二十四字,“南皮之游”的描绘达二十四句、一百字,就全文而言,占最多篇幅。曹丕动情地追忆当年与“七子”等的清谈游乐,诗酒唱和的情景:朗曜白日、清风明月,有甘美的佳肴果品,清冽的泉水,六经诸子的博谈、飘逸妙捷的文思,娱心闲琴棋弈,逍遥驰骋,同游卧坐。综言之,南皮之游可谓囊括诗化生活之尽善尽美矣。但段末陡然转折,当日“斯乐难常”的少年之愁,今日竞一语成谶,生死相阻、众人离别之后竟无语凝噎,“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此一句照应了第一段“愿言之怀,良不可任”,也是在回忆后承上启下,回到现实的悲哀感受。
末段描写今日“时驾而游”,与上段形成对比;从表面来看,与过往南皮之游无甚差异,一样“众果具繁”,一样“文学托乘于后车”。但实质上,时光早已流逝:“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最后与前文照应,第一段结尾的情绪是“益用增劳”,故以“我劳如何”兜承;第一段结尾引出思念“不可任”的原因是“足下所治僻左”,连通信都难,故末段以“遣骑到邺,故使枉道相过”呼应。结构安排甚为严密。
整篇书信的情感基调是“悲从中来”、“物是人非”的伤感,但这种感伤并没有走向否定人生的悲观主义,相反,作者将温馨的怀旧与忧伤的思念交织在一起,对有限人生的眷恋,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是这种感伤的实质性内涵。作者毫无帝王的矫饰,全出自一片真情,充分显现了他对友情的珍重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不仅是时过境迁、各在一方的感念,更是在战争频仍、忧患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关怀真实生命的另一种体现,因而文章多了一份慷慨悲凉的风韵,体现了建安时代文学风格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