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忧天》是一则寓言,出自《列子·天瑞篇》。文章通过杞人忧天的故事,嘲笑了那种整天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既自扰又扰人的庸人,告诉人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忧虑和担心。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一气呵成。这是一则益智寓言,写了忧天者与忧人者两种人。作者并不以这两种人为然。
文章重要刻画了一个“杞国人”的形象,他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成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以致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还担心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会掉下来,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耐心的开导下,他又放下心,高兴极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浮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另外一个人物,开导杞人的热心人,他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开导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古代道家学者长庐子也并不赞成这个开导者关于天地无毁的说法,他认为一切事物既有成,就有毁。而列子认为,天地无论成毁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的本质在于虚静无为,人也应该以笃守虚静的处世态度,不必在不可知的事物上浪费心智。
这则寓言的客观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在宇宙形成理论上的成果,寄谓“积气”、“积块”、“日月星宿亦积气中有光耀者”等见解,其辩证思维水平之高,是令人信服的。
这则寓言故事运用对话刻画人物,人物形象分明。故事短小,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这则寓言也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典故,如李白有诗曰“杞国有人忧天倾”,即出于此。
这是一首咏物词,是咏范南伯家文官花的。文官花,又名锦带花、海仙花。
词的上片主要写文官花的颜色多变及其原因。王僧孺《夜愁示诸宾》诗说:“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倚栏”二句反用其意,言凭倚画栏观赏文官花,初看碧绿,转眼变为朱红色,而白色花苞也不经意地褪了色。两句之中,写出了该花由粉(白)变碧(绿)再变为朱(红)的变化,且造语自然,可谓健笔。“上林”三句写其由红变紫。上林,这里指翰林院。“紫云衣润”,言其变为紫色。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白、绿、红三色,意象很密;而“上林”三句则用三句词写了一种紫色,而意象极疏,一疏一密,相得益彰,可知此词深得疏密相间之旨。“几许”三句另辟一境,探寻其颜色多变的原因。“春风”,一语双关,既指春风,又可指人。言文官花之所以粉、碧、绯(红)、紫见于一日之间,变态尤异于腰金紫,是春风“朝薰暮染”的结果,也是种花者精心培育的结果,这种解释虽然还没揭示出此花“变态”的真正原因,但在当时的科学还欠发达的条件下,也许只能如此解释。《全芳备祖》卷二十七引王元之《海仙花赋序》说:“予视其花”,未开如海棠,既开如文瓜,而繁丽袅弱过之。”又说“好事者作花谱,以海棠为花中神仙,予视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为号”,因名海仙花。故“笑旧家”三句,指出桃李虽“东涂西抹”,强作艳丽,也不及文官花“繁丽袅弱”之风韵,为其在花谱中争得一席之地。
词的下片写对文官花的告诫和对范南伯的同情。其中前五句写告诫之意。“拟倩”二句言花之荣华“易消难整”,而借流莺之口“说与”,用笔极婉。朱熹《春日》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人间”三句则反用朱诗,言万紫千红虽然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犹如“人间得意”之事,然而“转头春尽”,“人间得意”也将随着“春尽”而消失。这既是对文官花的忠告,又巧妙地引出了对范南伯“官冷”的惋惜之意。“白发”六句向范南伯致意。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范南伯曾赋诗谓:“伊人固可笑,历落复奇嶔。略无资身策,而有忧世心”,可知南伯确为儒者。刘宰《范大夫行述》说:“公治官犹家,抚民若子,人思之至今”,仅做了两任县令,便不得不弃官家居,故作者以“儒冠曾误,平生官冷”惜之。据刘宰说:“公岁晚居贫而好客,客至辄饬家人趣治具,无则典衣继之,须尽乃白”,仍保持中原豪杰的本色,所以作者在结尾三句中谓其“风流未减”,但“年年醉里,把花枝问”,这虽然表示出他对花的爱恋,但晚景之凄凉,心绪之愁苦,也就可想而知。这几句词语极婉而情极痛,确实感人之至。